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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carry stacks of papers near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after a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in Beijing, China, March 11, 2017. REUTERS/Damir Sagolj - RTX30K0G
专栏

面对中国智库崛起:西方应走出理解误区

编者按

中国的智库发展,从长远的时代背景来看,不仅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力的经久不息,也给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思想界动态和其国内外政策制定的重要途径。原文来自香港凤凰周刊

当今中国,智库的发展被放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去推动是前所未有的。短短三四年间,我们看到大批形态各异的智库,在中国迈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背景下,迅速进入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进程。

作者

这股热潮,一度引发海内外的诸多关注。然而,西方对于中国智库的研究是非常欠缺的,一方面是部分人一贯对中国社会发展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顾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复杂性浅薄化的理解以诸多误解。与此同时,在中国多家智库调研的过程中,也出现很多中国智库过分妄自菲薄,以及对国外智库盲目崇拜等问题。

中国思想力量崛起

我的新书《理念的力量:影响未来的中国思想家和智库》是过去八年我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领域发展的观察和总结。这本书主要想回答两个经常被忽略的关键问题,一个是,中国现在有思想家吗?另一个,中国智库近期的发展是否意味着智库本身应是外界观察研究当今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前者的答案不是简单的有或没有,而存在一定的复杂性。目前中国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并不多,是因为没有世界级水平的思想家,还是因为中国学界由于世界话语权的不足的制约?我认为主要是后者。

一方面,英文仍然是世界语言,另一方就软实力而言,西方目前仍起着主导作用。据我观察,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中国学者们,正通过自己近水楼台的优势在近二十年来做了大量实证研究,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值得翻译、介绍给外部世界的。就像中国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样,其学者和思想家被世界认可自然需要一个过程。在我看来,也许未来5-10年,一些学者的成就一定会在世界范围脱颖而出。

钱学森去世之前,曾留下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但是很快,在文学和科学领域,中国作家莫言和中国生物学家屠呦呦就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中国本土造就的。这说明中国的民众和知识分子不应过分妄自菲薄,这只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目前中国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并不多,是因为没有世界级水平的思想家,还是因为中国学界由于世界话语权不足的制约?我认为主要是后者。

中国的智库发展,从长远的时代背景来看,不仅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力的经久不息,也给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思想界动态和其国内外政策制定的重要途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要提高知识分子的作用,当时有一些小规模、注重研究经济发展的智库建立和形成,比如农村发展研究所。不过那时,中国的发展主题是经济,也主要靠“摸着石头过河”,智库的作用有限。而今,中国最高领导层将其与顶层设计相提并论,智库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智库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它远远超过从前为经济改革出谋献策的范畴,而扩展到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生态平衡、网络安全、国际金融等领域,这依托于中国国内外发展的大背景需要的命题。

同时,智库的研究人员相比以往也有变化,多了很多拥有海归和国际化背景的人,而且这些人占据着领导地位和为政策建言献策的主流。如今数十位在中国智库、学界和公共政策领域作用和影响力非凡的领军人物,都有着美欧的留学和交流背景。

中国智库呈现多元性

对中国智库的迅速兴起和发展,国内外有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不少人认为中国智库和这些领军人物都是中国政府的传声筒,所在机构也只不过是橡皮图章。但这些简单化的一概而论往往使人们忽视了中国智库发展的多样性和积极主动的作用。

在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年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本身就体现出众多知识分子的贡献,比如江泽民时代“三个代表”的理论,胡锦涛时代提出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概念,近年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提出,其实都可以找到中国智库提供政策建议的出处。可以说,中国智库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从世界范围和历史发展来看,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一样,为了发展智库,政府能够提供这么多的财源。在美国,尽管也对智库发展提供很多政策便利,但是大多是从免税的角度,鼓励智库发展,而不是直接投入资金。

依靠政策和财力支持,中国智库在近几年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由中国官方规定的25家高端智库中,像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这样的官方智库,得到了更多财力支持和重视;而各种形式的半官方,大学的智库和民间智库,在数量上有着惊人飞跃。据统计,这些智库总共有2000多家。

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智库,在当今中国智库发展的浪潮中,正进行着大浪淘沙式的兴起和竞争,争先恐后地参与政策和决策过程。应该说,这一轮大浪淘沙还在进行。

这个过程中,这股智库热潮所凸显出的问题也显而易见,“智库大跃进”、“库多智少”等批评非常流行。相比发展了50年到100年的西方智库来说,中国智库的发展才刚刚起步,有一些问题也不足为奇。即便在西方,一些智库也有着明显的党派、或者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许多智库的影响力甚微。作为国家来讲,也许美国的智库作用较强,而另一些西方国家几乎没有智库的生存空间。

在全球的智库排名中,中国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智库在世界上排名前二十位。这里面有中国智库刚起步的原因,也有一些西方标准的原因。对于前者,我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随着中国智库的完善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假以时日,会有在国际上领先的中国智库。而对于后者,我们应该看到,目前的中国智库,总体上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

从分类上看,有的智库依赖和政府密切的关系并迅速发展,有的主要是通过监督政府而存在,有的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性开始突出,有的注重和西方智库的合作。智库圈内声音也是多元的。在对外关系方面,北京大学的王缉思和清华大学的阎学通代表着不同声音;而在政治研究领域,北京大学的俞可平和中国社科院的房宁也有着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都是非常有建树和影响力的学者。

应理性看待西方智库

在这轮发展热潮中,欧美国家的智库也成为中方的模仿和学习对象。很多学者也用各种形式做着对国外智库的研究工作,其中一种方式是到国外智库做访问学者。中国很多优秀的学者和智库从业者都在美国智库做过访问学者,其中,到我们布鲁金斯学会的就有二十多位,他们在当今中国智库或政府部门中正起着领导作用。

但总体来讲,中国方面对美国智库的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我最近到中国智库去做了很多次演讲,惊讶的是,中国对西方智库的把握还不是非常清楚。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智库发展很快,即便一些对美国智库做研究的人也只是了解某个阶段的情况,对近年来的演变不太清楚;另一方面,一些没有经过实证研究的学者,更容易把国外的智库理想化或者神秘化。比如说,美国智库不同于很多人误解的游说集团,在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智库不得进行游说活动;再比如,大多数非政府的美国智库提供公开的研究报告,以影响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而不是美国政府的工具;再有,不是每一届美国政府都依赖智库,个别总统对智库不屑一顾。

这些对西方智库的认知误区,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智库自身的建立、发展以及走出去。作为一个在美国智库工作十多年的人,从我的视角来看,美国智库经过了百年发展的历史,加上它的旋转门制度(美国选举后有4000个职位为总统所任命,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学校和智库),所以变得活跃且成熟,但同时它也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在研究海外智库时,需要进行长期了解和紧密跟踪,要看到西方智库的复杂性和其似是而非的方面,要看到它整个运作的机制和目前的挑战,比如美国智库随着美国在全球地位和领导作用上的变化而产生的变化。

打造公信力才是长久之计

不论在哪个国家,智库健康发展的特征和条件中,最为重要的是“智”——有“智”才会有“库”。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智力或者智慧的人都适合到智库工作。有的人有很深奥的学问,但他不擅长知识的传播;有的人有很强的政府背景,也有很多策略,但如果他不重视战略和思想,只是一个拥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人,也难以真正在智库发挥作用。我们要选拔的,是兼有学术水平和对公共政策阐述能力两项优势的贤能。

从智库的组织层面,需要在很多方面追求一个平衡:从事研究、举办会议、给政府和各界咨询,以及影响公共舆论之间的平衡。在中国,有的智库自己没有研究能力、没有著作,只有客座研究员;有的智库有出版物,但没有媒体或政府渠道进行传播。更有不少智库随波逐流,趋于雷同。

从智库的研究层面,有些智库如果只是出高深的书,而不能配合政策以及让人理解,就容易被边缘化;但是如果只是出“短平快”的政策评论,甚至浅层的时政消息,研究底蕴和学术水平不行,迟早人们会去寻找提供紧迫问题答案的智库。再者,如果智库的研究专业性很强,但研究面很窄,能提供的政策服务面就有限;但如果什么都研究,就不够专业度和深度。所以这需要智库去把握和平衡很多方面。

而这些平衡,为的是一个智库旷日持久的公信力、影响力和话语权。智库需要再政府、利益集团、学术界、商界、媒体、公众等其他社会组成中间,巧妙地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作用。

中国在研究海外智库时,需要进行长期了解和紧密跟踪,要看到西方智库的复杂性和其似是而非的方面,要看到它整个运作的机制和目前的挑战。

过去一百年中,布鲁金斯学会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幸存下来,不是因为哪个利益集团或者政府、企业或捐赠人的青睐,而是由于在这里工作的学者对公共政策探讨的敬畏,并认真为此维护好品牌和口碑。中国的智库也一样。现在中国已经不需要新建大而全的智库了,因为已经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但其他智库如何找到切入口、建立起自己的特色、口碑和公信力,是它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据我了解,一些中国智库正在寻求“走出去”。应该说这是迟早的事,但走出去的规模和比率是值得商榷的。以美国为例,过去一百年间只有布鲁金斯、卡内基等少数几个智库完成了“走出去”的规划,大部分智库并没有这么做。这个现象,值得中国智库的同仁们去思考。

现在有个别中国智库在海外建立了小型分支机构或者办公室,但走向国际化之后,这些智库的自身定位是什么呢?是像美国那些智库一样,扎根于当地、研究当地的议题,还是作为一个对外宣传和传播机构?我想如果是后者,恐怕很难真做好智库的本位工作,进而得到公信力。它们会很容易被认为是中国的宣传和公关机构,这样一来,其生存和发展可能都会遇到问题。

总体而言,中国智库还处在一个年轻的发展阶段,其中一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提高之处。但我认为,评判和发展一个事物不能只看到眼前,更要看到发展速度以及长远前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指出中美智库的不同,而是阐明它们的相同、相通之处,希望以此告诫中美学界、政界要克服理解的误区,并强调思想理念沟通的重要性。处于21世纪的智库,应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开放、更关注彼此、更重视交流,否则我们都会被时代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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