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访问了上海和北京，与许多政府官员、学者和美国企业家进行了对话。此行中，我深入了解了三大问题：如何应对中国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S&ED) 的效能、中国内部普遍认为美中相对实力正在迅速朝中国转移。
北京方面采取了多种有保护主义倾向的措施，中国境内许多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均反映对此极为忧虑。从北京方面要求中国各级政府购买使用本地技术内容的产品，到置某些外国公司于严重不利地位的监管决策，这些忧虑几乎围绕了所有方面。对于眼前困难的严重程度，中国美国商会（北京）的会员和上海美国商会的会员持有类似看法。两地的美国跨国公司均认为，整体而言，自身业务状况仍然良好（这反映了中国在经济刺激计划之下的强力增长），但对未来存在同样的担心。但是，在中国进行的讨论表明，它们在最佳响应方式这方面存在巨大不同。（北京）中国美国商会的会员公司认为肯定会出现艰难的、相对挑衅的响应，而上海美国商会的会员公司则认为，仍然有很大余地与各级政府进行沟通合作，从而改善这种状况。
5 月 24 至 25 日，一年一度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召开。美国派出了由 200 余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官员则更多。设立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最初目的是就潜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促进双边理解，提高美中关系的整体互信和效率。在推进这一核心使命方面，本届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几乎可谓毫无收获，原因有三：论坛一年只召开两天，除了为年度高层会议匆忙准备之外，其余时间并无其它活动；双方与会人员众多，这就意味着会就紧张议程进行广泛讨论，而不是针对少数核心问题进行深入讨论；韩国报导说朝鲜用鱼雷炸沉了韩国海军“天安号”军舰，这一事件主导了最高层官员之间的对话，他们的重点从深层战略问题转移到了“开战”上。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当天，我在《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无可否认，我之所以选择《中国日报》，是为了让美国代表团成员看到这篇文章，因为这是每天早上他们唯一能看到的英文报刊。）文中建议说：“每一届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都应该制定下一年的核心议程，并委任内阁/部长级特别工作组，在接下来一年内就该议程开展工作，并为下一届对话推荐议题。这样有助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实现其最初目标，即深入解决关键问题，增进相互理解。”此外，文章还特别推荐为 2011 年的对话制定“美中绿色科技贸易与投资倡议”。
但不幸的是，在刊发之前，《中国日报》的编辑未征得我同意就改变了文章最后一段的主旨和用意，极大地削弱了论点。《中国日报》同意在其在线版本中发表原文，但是木已成舟，损害业已造成，实难挽回。这就是在中国发表文章的危险之处……
与学者和官员进行的讨论凸显出中国广泛存在的一种感觉，那就是中国最近大幅缩小了与美国之间在“综合国力”方面的差异，现在在前进势头上占了上风。我曾在一本花哨的中国杂志的封面上看到罗伯特•佐利克，他摆出谦卑、恳求的姿态，封面故事题为《力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这种感觉由此可见一斑。从某种层面而言，故事情节并无谬误，但是中国的普遍观点却远远高出了根本事实。一些中国人认为自己已经大致能够与美国抗衡，但是未来几年内会有很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届时他们必然会感到挫败和失望。我觉得那不会对中国和美中关系有任何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