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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在案

中国15 年内会出现人口规模下降——专访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

被否定的“马尔萨斯陷阱”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总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过多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你的研究也提到,过去2000年的人口数据记录显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中,每三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但是最近这几年学者们开始呼吁中国面临人口危机,这和过去的观念显得很矛盾。

王丰:世界人口史近些年最主要的故事,其实是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中国也不例外。从1950 年到2010 年,全世界妇女平均生育水平由5 个孩子下降到2.5 个,而中国尤甚,由6 个孩子下降到1.4 ~ 1.5 个。为什么我们老说中国人口压力大,是我们过去对人口的认识给老百姓留下的印象,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压力是更早的现实。对人类社会来说,过去这100年最大的变化是人类自身的变化,全世界人口由15 亿增加到了60 亿,增长了4倍。我们的期望平均寿命从20 世纪初的35 岁,延长到了20 世纪末的65 岁。这100 年内由于人们抵抗疾病的技术加强、营养水平提高、文明程度提高等原因,死亡率大大下降,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大爆炸。但人口大爆炸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死少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快速增长容易让人们感到恐慌,从而形成控制人口的观念。

王丰:人口的大增长,理所当然引起了大家的危机感。古代君王总是希望自己的领地内人口众多,这样国家的税收多、出征打仗的人口多,人口数量多被看作一个国家非常积极的因素。从民间的文化传统说,生育对于延续种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传统文化都是歌颂和鼓励多生育的。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对于人口的空前增长感到担忧。他认为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资源的限制。他的学说基础是,人口增长以食物为基础,人口政策对社会福利至关重要。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这种理论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逐渐改变了人口越多国家越强的想法,自马尔萨斯之后,人们开 始担心人口越多,生活水平会越低,当代人口控制政策的思想也来源于此。

三联生活周刊:同时诞生了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

王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要与农业发展成比例,马尔萨斯提出两个级数的理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但是从马尔萨斯提出理论,至今已有200 多年,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再证明了他的学说是错误的。从1960 年到201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200%。但是由于绿色革命等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全球粮食生产增加了300%。也就是说,在这50 年间,人口爆炸没有带来粮食供应的减少,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而增加了50%。20 世纪同时是人类财富增长最快的100 年,世界经济总量增加了16 倍,相对于人口总量增加4 倍,实际上我们的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4 倍。

出生率下降的自身规律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中国人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育潮印象深刻,那时候的“英雄母亲”能生育9 个甚至10 个孩子,如果我们不控制生育,是不是会出现灾难性的人口增长呢?

王丰:人口增长有自身惯性,即使死亡率大幅下降了,整个社会也不是马上意识到的。20 世纪的上半叶全球普遍发生的情况是,人类生活的改善,使得死亡率大大降低,可是传统生育文化的惯性,使得大家还是愿意多生,这就造成了人口的快速膨胀。在每30 年内,人口数量就翻一番。等到大约过了一代人之后,家庭才逐渐意识到,不用再像自己的上辈那样生育好几个孩子,才能保证存活子女的数量。由于增长惯性的存在,20 世纪60 年代世界人口增速达到顶峰,年均增长率为2.2%。中国历史上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是大饥荒之后的1963 年,出现了补偿性生育高峰。根据1964 年的普查,1963 年出生的人口约为3025 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增长之前,中国社会已经自发出现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早已由1970 年的5.8 降至1979 年的2.75,已经接近更替水平2.1 了。所谓更替水平为2.1,是指如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平均一对夫妇生育2.1 个孩子,每代人口就处于不增不减的动态稳定水平。70 年代的这10 年,是中国出生率下降最迅速的10 年,这些变化在中国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意思是说,人口变化有它自身的规律。当人们发现不用高生育率就能保证孩子的成功养育,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和女性普遍接受教育等因素,高生育率自然会下降?

王丰:人口确实有它自身的规律,而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往往会滞后。当大家处在人口增长的恐慌中,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曾做了巨大的投入,提倡避孕节育。“二战”后口服避孕药的发明,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它带来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全球性的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在20 世纪初,女性成年生活期70% 的时间都花费在了生育和养育孩子上。而到了20 世纪末,女性成年生活期只需花14% 的时间来生养子女。进入21 世纪后,全世界又回到了100 年前人口大爆炸前的情况——生育率重新变得很低。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中,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即一对夫妇生2.1 个孩子),那么意味着从长
远说,我们的人口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小。在出生高峰时期来到人世的婴儿,现在已经开始进入老年,这就造成整个社会“头大脚细”。而如果每一代人都生得越来越少,人口老化的状况会持续加剧。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变化在中国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其实已经基本完成,这个说法让人挺意外的。

王丰:1970 年至1979 年是中国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我们今天回顾当年的人口控制政策,发现其必要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把人口多和人口增长快当作一个问题了。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其实这些年中国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才是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根本动因。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是,人口数量少是好事情,这样人均获得的资源才多。这样理解对吗?

作者

王丰

Former Brookings Expert

王丰:世界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例子,即人口老化的国家,财富能够长期增长。欧洲福利国家和日本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回头看,整个人类已经学会了怎么适应人口增长,但没有应对长寿社会和老龄社会的经验,这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讲,是新课题。 比如欧洲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西班牙,其失业率达到24%,年轻人口的失业率高达68%。日本当下的年轻人被称为最痛苦的一代,他们不像父辈,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也获得了财富的暴增,不仅自己生活舒适,还可以拿出部分救济子女。现在日本经济经历长期停滞,年轻人起步时很艰难,日本50% 的年轻人是以半临时工的性质开始进入职场的,本来日本公司的传统是终身就业,现在很多是临时工,公司也不会为他们的技能培训、长期发展进行投入。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看不到好的前景,很多人推迟结婚或是不生育,结果使得经济更没有活力,陷入恶性循环。

公共政策的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国家感觉到自己的生育率由过高变得过低,在公共政策上决定从控制人口变为鼓励生育,一般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王丰:一般说,当一个国家意识到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需要鼓励生育时,政策一般会有10 至12 年的滞后性。中国在1991 就出现了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如果在2000 年左右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改变政策,那我们的反应还不算慢。但是现在我们又拖了十几年,已经比很多国家对人口现实的反应又滞后了十几年。我们对人口的很多理解,还停留在 “马尔萨斯陷阱”上。现在回顾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我认为当时有几个认识误区:第一,把人口当作一个数字,是很强的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人口是不会增长的。而且家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如果强行砍掉“Family Tree”(家族谱系)的枝枝蔓蔓,对文化是一种粗暴的扼杀。那种“3 年内把生育率降低到多少”的提法,只是把人当作了数字。第二,对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缺乏认识。在短缺经济下,把人看作基本生活资料的争夺者。第三,对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的认识有局限。我们现在认识到,环境资源状况更多与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关,而不简单是人口数量多造成的。现在关于可燃冰、页岩气的开发,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资源前景。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人本身的创造力往往被低估了。第四,人口和大宗商品之间的关系。粮食等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是一直下降的,也就是说,人类创造的财富是大大高于人口增长压力的。但是中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压力,提出了咬牙闯关把人口数量短期内控制住。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在1991 就出现了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很多人会认为这是计划生育带来的贡献,不然今天我们更是人满为患了。

王丰:我前边提到了,我们在1979年生育率已经降到了2.75,而且如果对比伊朗、泰国等几个国家,会发现它们虽然没有实行中国这样的独生子女政策,但是生育率也与我们下降到相同水平。人口计生委高级官员经常用“30 年少生4 亿人”来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增长的贡献,这种说法并非严谨的科学论证。实际上据我们的粗略测算,单就独生子女政策本身而言,该政策自1980年以来,至多只不过使中国少生了1 亿多人,而其余的少生人口并不能归因于严格的生育控制。况且,这种“少生”的得失,学界尚有争议,尚有待历史的检验。

三联生活周刊:山西翼城在中国广泛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是个例外,它没有强制推行一胎化,但是这些年它的生育率反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王丰:中国刚刚推行计划生育时,山西省委党校老师梁中堂认为这样不符合农村现实,他担心会有数以千万计的人为了生育与政府博弈。而且梁中堂意识到西方发达社会已经出现了人口老化等问题。他认为采取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办法,放开二胎生育,也能达到控制人口总量的目的。后来他的建议获得中央的批准。山西翼城的经验非常好,但是它的经验没有推广,所以只能算是个特例,而不是生育政策的特区,特区的经验是应该推广开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良好经验很难推广的原因是什么呢?

王丰:2001 年开始,国内人口学者意识到中国可能面临人口缩减和老化的危机,开始组织在一起,主要为了研究两个问题:第一,如果独生子女政策要改革,可能存在哪些人口方面的结果?第二,以什么方式来改变比较合适?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对后果也进行了分析,2004 年4 月,课题组完成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的集体报告。当时是作为内部研究,我们的想法是不公开、不炒作,为政策谏言。但是计生委作为利益部门,一直在阻止学者们发出自己的呼声。由于这份政策建议报告没有得到明确回应,这些学者对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的人口新变化开展研究。到2009 年,国内26 位顶尖的人口学者再次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按照计生委的说法,中国以前的生育率是1.8,后来又说是1.6,但是根据2010 年的人口普查看,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4 ~ 1.5。在1.4 ~ 1.5 的低生育率下,中国未来每代人口将比上一代减少1/4。最近几年学者的研究和呼吁,加上社会上老百姓的要求,计生委感觉到的舆论压力大了。在2005 年之后,他们又找各种机会夸大出生率,违反事实地去渲染放开生育的风险,这是极不负责的做法。他们宣传的内容,和我们作为人口学者研究的结果,完全南辕北辙。事实上,越多家庭生二胎,对家庭本身来说就是多一个保障。另外我国早已过了计划经济时代,家庭才是生育子女的责任承担者,应该把这种权利还给家庭。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大家也很担心,一旦放开生育,会不会出现难以控制的人口局面?

王丰:如果放开生育,第一,短期内社会会有生育补偿,也就是说刚刚放开时,很可能出现一拨儿生育潮。这需要政府和媒体的引导,让大家知道婴儿潮的孩子以后在入学就业等方面面临的竞争更大。但是这个问题不会太大,社会总有消化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曾在江苏农村跟踪了1.8 万人,其中4000 人是有资格生二胎的,但是3 年中这4000人里边只有6% 的人生了二胎。 第二,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的趋势,已经难以扭转。即使放开生育,生育率也很难达到更替水平。比如我们现在的人口结构里,有10% 的人口不生育,大多数人口生育一胎,那需要有一些家庭生育三四个才能平衡这些不生少生的,才有可能达到2.1的更替率。我们学者也反复研究过,即使放开生育,小品里那种“超生游击队”出现的概率也很小了。现在“80 后”、“90 后”的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生活,一方面他们的生活不稳定,在城市立住脚的生活压力大,没有经济条件多生。另一方面,他们也愿意追随城里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拉扯一大堆孩子。原来中国的目标是将人口控制在16亿,后来又说控制在15 亿,现在面临的现实时,我们看来连14 亿人口也不会达到了。人类社会的生育已经下降到极限了,人口增速放慢的拐点已经来临了。

面对人们缩减,我们没有经验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我们现在的困境是出生率太低,人口老龄化的状况难以改善?

王丰:如果说20 世纪我们出现的人口爆炸是史无前例的,那么21 世纪面临的人口长寿和出生率低带来的人口老化和人口缩减,也是史无前例的。根据联合国2010 年的人口预测数据,他们有高、中、低三种方案。在中方案下,中国人口增速将在2026 年由正转负。数百年来,中国人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所困。但是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人口持续负增长。这种负增长危机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20 世纪面对人口大爆炸时,人类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人口多会带来粮食不够、资源不够等各种压力。但是我们事后回顾,会发现人口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同时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人口适当增加带来的好处相当多,年轻人结婚、生孩子、养孩子,会大大带动消费。人不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我们过去总把 人的消费看作被动的、资源抢夺性质的。但实际上人的消费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个重要的积极因素,现在担心的是东西多没人买,人少了该怎么办?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新问题,中国有没有因为人口基数大,这个问题就变得轻微?

王丰:其实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人口学家发现,全球人口最多的10 个国家中,中国的生育率仅略高于日本(1.4)。这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 也低于欧洲(1.6),生育率之低位居世界前列。虽然中国人口的总量还是处于增长阶段,但受持续20 年的低生育水平影响,中国下一代人口规模正在急剧萎缩。现在的这种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只不过是人口增长的惯性所致。随着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群进入生育年龄,人口结构将逐步老化,死亡人数就会超过出生人数,导致人口缩减,形成人口的负增长惯性。第六次人口普查所揭示的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金支付危机的日渐累积,还有青年劳动力的减少、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等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人口的迅速老化和规模缩减,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现实影响?

王丰:20 年后,当两个人来支付现在由5 个人来付的税以用于赡养不断扩大的老年人群体时,中年社会肯定将不会是这个样子。而20 年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研究表明,30 ~ 50 岁人口的储蓄幅度(也即收入大于消费的幅度)最大,而未来20 年内,这个高储蓄年龄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明显下降,由2010年的50% 下降到2020 年时的46%,进而至2030 年的40%。在决定财政收支时,政府也会面临所有老龄社会都必须做出的政治抉择:把钱更多地花在享有各种现行权利的老人身上,还是花在决定他们和社会未来的儿童和年轻人身上?现在回头看,恰恰是中国比较大的人口数量,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一个老化和人口萎缩的社会,它的经济是很难保持活力的。

三联生活周刊: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已经普遍与上一代人不同了。

王丰:对,现在的困境其实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太低,女性的生育职能被大大弱化了。女性读到高学历,然后进入社会开始工作,头几年为了在工作单位站稳脚跟,结婚了还不敢马上生育。我国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揭示,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女性,三个里边就有一个没结婚。二三十岁的女性因为压力大而不生育。全世界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是东亚文化圈,比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地区。一种解释是说,东方人特有的代际之间的亲密联系,使得家长为孩子花费了太多金钱和精力,又要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又要帮孩子买房子。东方家长因为太在乎后代了,反而少生育。我们学者也提出,有没有可能通过社会公共政策的倾斜,让育龄期妇女能够有条件安心地生育,让六七十岁的人的财富能转移一部分到二三十岁的人身上。不然女性生育少,全人类都会遭殃。不少发达国家早就开始鼓励生育,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三联生活周刊:在人口政策的制定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丰:中国目前的人口政策只是个历史产物,这个故事很快就会结束。但是有些事情会长期存在下去,值得我们深思反省:政府应该怎样合理科学地制定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人口缩减的趋势已经无法避免,中国肯定会在15 年内迎来人口规模下降的拐点。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在人口老化和缩减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维持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快速增长时,怎样把养老、医疗等福利体系建立好,来满足今后老化的中等收入国家老百姓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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