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

1995-2006 年间中日紧张局势:产生原因及缓和对策

近年来,尤其是1995年后的十年间,中日关系极其紧张。卜睿哲(Richard Bush)从三个不同角度审视了这一期间中日关系的恶化局势,分析了产生这一局面的内在原因,并就两国应采取何种措施进一步改善关系提出了建议。

毫无疑问,1995年后的十年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诸多问题上都采取了不同立场。

  • 中国认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台湾领导人所采取的政策,对中国的根本利益是一种挑战。
  • 日本既担心它可能会因为站在美国一边而被迫卷入台湾冲突;又担心由于中国统一台湾而对该国通往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造成威胁。
  • 日本实际控制的尖阁/钓鱼岛的主权之争久拖不决并不断恶化,可能导致局面失控。
  • 两国均希望能够在中国东海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从而又引发了海底开采权如何分割的争议。一旦两国同时进行钻探开采活动,发生冲突的危险将进一步增加。
  • 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在如何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劫持到平壤的日本公民做出交代,以及中国应该对金正日政权施加何种程度经济压力的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
  • 2001 -2006 年间,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时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供奉了十四名甲级战犯,因此,中国认为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严重阻碍了正常政治关系的发展。
  • 在2005年进行的联合国投票中,由于靖国神社事件,中国极力反对日本成为安全理事会永久成员国。

这些事件背后,中国军事力量日益系统壮大,特别是中国的空军与海军作战能力不断扩大,中国已经具备针对日本发动武力战争的充分力量。而两国民众将两国关系政治化,这就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在中国,民意正逐渐成为施行外交政策时的有力影响因素。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深受日本奴役之苦,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普通公民对日本在二十一世纪采取的各种行动的看法。在日本,年轻一代对当年的战争所知甚少,中国总是谴责日本1945年前的恶行,而一味漠视日本战后的诸般善行,他们对此已经开始感到厌倦。

要分析当前存在的消极趋势和问题相对较为容易,但是要解释这种趋势缘起何方则较为困难。答案也许是领导者的抉择、公众的民族主义情节或者国内的政治力量。但是,是否另有深层原因导致了这种紧张局势?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紧张局势是否缘起于结构性原因?是否缘起于两国领导人未能控制的某种社会力量?是否与中日两国审视自身以及相互审视的矛盾方式密不可分?

在解释结构性原因方面,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的理论最为有力。他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日综合国力首次势均力敌,而且两国均面临着一些始料未及的现实。由于自身经济高度发达,日本希望中国承认它的亚洲领袖地位(并认为自己始终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而中国则认为日本只会维持现有的“经济大国”地位,而不会寻求成为亚洲政治大国或军事大国,这样的头衔自然应该落到中国头上。两国之间原有的传统杠杆——日本的经济援助和中国的历史牌——作用已不复往日,两国必须直面这一事实。3两国都担忧东北亚地区容不下两个大国,而这也正应了中国一句俗话——一山不容二虎。

本文中,我认为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原因,最好从“安全困境”这个概念出发来理解,而这一点也与越来越多的中日外交政策研究学者不谋而合。4这一概念源自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防御现实主义学派,用在这里似乎十分恰当,因为它阐明了两国之间的对抗性态势。客观来讲,两国存在诸多重要的合作原因,但两国关系却受制于彼此之间的相互恐惧。多数学者倾向于仅仅断言安全困境的确存在,却并不多加解释,而我却做出了更深层次的分析。我探讨了能否对这一概念加以积极运用,从而清楚地揭示中日之间究竟问题何在。

互相恐惧与实力提升之间的普遍螺旋上升构成了此概念的狭义版本,在我看来,这一狭义版本对理解两国的双边紧张态势帮助有限。我认为,在相互猜疑与回应的形成过程中,中日两国在某些问题上的互相作用也有着重要影响。除了这种比较倾向于唯物主义的方法之外,我还提出了一种比较倾向于构成主义的方法,并且建议两国通过历史经验的透镜来审视这些安全联动问题。两国之所以会以较为消极的态度来解读当今两国关系,正是因为两国对各自的历史难以释怀。

总之,如何解释近十年来两国关系的恶化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知识思索的范畴。如果中日两国希望双边关系停止恶化,并且有所改善,那么两国必须首先确定导致关系恶化的原因。如果两国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治标不治本,那么任何改善都只能是暂时的、不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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