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改革、国际环境及未来

李成于2013年1月22日同《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副主编闫健博士在北京对教授进行了专访，双方谈论的话题涉及中国的政治改革、对外政策以及未来发展等问题。访谈稿部分整理如下。

闫健（以下简称”闫”）：李成教授，您好！非常高兴能在北京见到您，也十分感谢您专门抽出时间接受《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的专访。我们都知道，1990年代以来，在海外的中国研究领域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一批从中国大陆出去的华裔学者的崛起。作为一个群体，这些华裔学者不仅给海外的中国研究领域带来新鲜的血液，而且事实上起到了联结海外中国研究与中国大陆的本土研究之间的纽带作用。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李成（以下简称”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一批人，包括裴敏欣（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赵全胜（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唐文芳（爱荷华大学政治学教授）、赵穗生（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吕晓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以及刘亚伟（卡特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等，都是在1980年代早期来到美国的，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这些人都成长于文革时期，经历了现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的重大变化，比如”文革”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惨痛后果、中国向世界的重新开放、中美文化交流的恢复以及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等等。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美国的。

到美国之后，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经历了”文化震惊”（CultureShock），尤其是对中美两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强烈反差记忆深刻。我记得，我当到美国时，刚一下飞机，就被美国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给惊呆了，而当时我国连一条高速公路也没有。教育方面的反差更是强烈。我1985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与美国的很多高校一样，伯克利也是一个学术自由和思想多元的地方，不同的观点和学说都可以在这里交锋共存，其中不乏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犀利批评。我记得，伯克利有一个地方叫”人民广场”，经常举办一些集会和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我们这一批从大陆出去的学者和49年之前去美国的台湾学者（比如芝加哥大学的邹谠先生）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文革、改革开放之初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前面讲到的”文化震惊”都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身上都携带着那个年代的印记。这也意味着，我们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有着更多的了解，毕竟我们在49年之后的制度下生活了很多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变迁有着自己的体验和理解。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曾经是”上山下乡”青年，有的人还作过农民，这些经历都是海外其他中国问题研究者所不具备的。这或许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批人得天独厚的优势。

当然，我们的劣势也很明显。与后来到美国的华裔学者相比，我们一般来说外语水平不高，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比较欠缺。我们中的很多人原先并不是研究政治也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只是后来转行才开始做中国研究。如果说我们这一批人对中国研究和中西学术交流有所贡献的话，我自己更愿意将它归功于中国本身的崛起。没有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变迁，没有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就不会有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关注兴趣，也不会有”中国热”的出现。我们仅仅是恰好赶上了这样的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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