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东亚格局

《领导者》：美国如何看待近期中韩关系的改善？

Katharine H.S. Moon（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简单来说这非常好。美国政府和华盛顿的领导人将这一情况视为积极的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韩联盟非常强健。这一事实让我们能够为韩国提供空间，令其在与中国的交往上获得更多的机会。我想，如果美国和韩国的总统和政府彼此关系不是如此紧密的话，对于韩国而言，要更加开放地对待中国可能会更加困难一些。这与此前的局面形成了反差，例如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和卢武铉担任韩国总统时，他们相处得不是很好，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相当糟糕，变得恶化了。我想，在这种情况下，设想更加密切的中韩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今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进展，是因为美韩联盟要强健得多了，几乎不存在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严重问题。这令韩国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来追求自己的外交政策。

以上是一个简单的答复。对美国而言，这是一项积极的进展，因为美国知道如今美韩联盟更加强健了。从韩国的角度来看，答案要更加复杂一些，因为韩国人知道，美韩之间绝对是最为重要的联盟及友好关系，但他们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日益加强，对于中国和韩国而言，存在着潜在的双赢前景。对于韩国而言，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是向朝鲜施加更多压力的一种方式。这并非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而是在中国和朝鲜之间打入一根楔子。

我想，在另一个层面上，中国和韩国之间在历史上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数百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上的影响力，韩国对中国文明深感尊敬。过去十来年间，我跟许多韩国学者聊过，他们将中韩关系的改善视为几乎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两国历史上的联系、交流、相互之间对于儒家学说的理解，以及思想、文化上的共同性。不过我想，韩国也感到十分担忧，不愿与中国之间友谊的增进会导致中国在新的局面中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支配或是指示韩国的利益。所以我想韩国是在采取“骑墙”的策略，一只脚在美国这边，一只脚在中国这边，在这两者之间达成平衡。韩国比以前聪明多了，他们不再愿意在安全和经济利益等问题上完全依赖美国，他们知道美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安全投入都受挫了。而且由于中国经济正在突飞猛进，韩国也想参与到这一趋势之中，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想受制于这个霸权或是那个霸权，他们想保持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在两个大国之间获得尽可能大的行动空间。我想，韩国政府目前执行的聪明的外交政策在未来将使他们能够实现这一点，能够同时成为中国和美国的朋友。

有些韩国人会觉得必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出被迫的选择，我想这种看待外交事务的观点是幼稚的。在当今的世界，所有人都是相互依赖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上需要韩国，在政治上同样如此，因为中国将韩国视为针对美国的潜在缓冲区。目前美韩联盟是强健的，但中国认为与韩国能够达成双赢的局面。这与朝鲜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朝鲜完全是中国的损失，在经济上、政治上、国家安全上耗费中国，将中国的资源、能源和注意力从更加重要的事情上吸走。在很多方面，改善与韩国的关系都可以令中国获益，长时间地维护与朝鲜的关系则会令中国承受相当的损失。目前，中国对于朝鲜负有条约上的义务，并且将朝鲜视为缓冲区，但我不认为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里还会耐心地扶植朝鲜的经济、与玩弄核武器的领导人打交道，我想中国的耐心比起从前来是越来越少了。

《领导者》：再谈谈美国的另一亚洲盟国日本。日本与这两国的关系和韩国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日本的外交政策更加依赖美国、更少具有独立性吗？

Katharine H.S. Moon：首先我们需要将日本与它的政府区分开来，因为大多数的日本人民并不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强硬的重新军事化政策，日本的多数民众——有时候是“沉默的多数”——注视着安倍晋三，对于国家将会走上怎样的方向感到有些紧张。安倍晋三及目前日本外交政策的问题在于，安倍及其幕僚关注的是自己的支持者，他们是保守的强硬派，在数量上其实居于少数地位。日本的多数民众并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并不希望改变和平宪法，对于重新军备化这一方向感到紧张，他们最为关注的其实是国内的经济改革和有关福岛的进一步决议。经济与福岛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两大主要问题。这就会让人觉得，安倍晋三是因为没有能力处理经济问题，没有能力处理福岛核问题，他就转而专注于更加好斗的外交政策。在另一个层面上，作为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真的相信日本应该扮演比战后时期更重要的角色。他有个人的信念以及他无法控制的国内压力——他无法解决国内问题，他上台时承诺要进行经济改革，让经济恢复强劲的增长，但他未能做到这些——那么现在就少谈论一些经济，多谈论一些强硬的外交政策。我还听说安倍晋三将上任之后最初的将近两年的时间用于更多地倾听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极端保守派，他们的观点不是国际主义的，而是着眼于内部的。日本政府中当然有一些集团是关注外部关系的，我听说最近他准备更多地倾听外部关系集团的意见，因为日本的声誉和形象、在东亚的地位，均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由于安倍政府强调军事化、强调集体自卫权，这令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非常不高兴。

我不认为这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长期再定位，我认为安倍没有能力实现他的意图，因为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他会在五到六年的时间里继续担任首相一职，他的第一任期就没有维持太长时间，这一任期能维持多久也是存疑的。我认为令日本的情况有意思和复杂的原因在于，无论安倍晋三所关心的是什么，无论安倍政府在重新军事化和加强自己在东亚地区声望等问题上的态度如何，美国历史上数十年来一直在向日本施压，要其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与预算，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在军事能力上变得更加自足。让日本担负起在军事上更为积极的角色，是符合美国的短期和中期利益的，这主要是因为如今美国没有能力应对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因此，在亚洲拥有一个能够协助美国所指定的危机区域的盟友，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安倍晋三没有表示集体自卫政策是为了日本所决定的军事行动，而是为了支持美国所决定的利益。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将是日本将要或是将不会采取的行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将从日本的军事自足能力中获益，因为它将协助美国的利益和军事能力。这是从军事能力的角度而言，从外交的角度看，这对美国或日本而言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希望看到日本在军事上变得强大。在军事上，美国能够获得潜在的更强的能力，不是针对中国或是韩国，而是任何美国需要帮助的地方：美国预见到，由于自己的军事能力被部署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如今自己的军事能力将受到限制。但在外交上、政治上，对于美国和日本而言，这都并非一项优秀的长期政策。

历史上，里根在任期内向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施压，要求增加日本的国防预算。中曾根康弘在1980年代大幅增加了国防预算。美国一直在持续提出让日本增加军事开支这一要求，因为这可以抵消美国的军事开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因为美国没有使用日本军事预算或是日本自卫队的意图，这就意味着不是在将日本自卫队对准中国或是东南亚国家，而更多的是帮助美国。对于美国而言，这一利益是合乎理性的。但从外交上来看，就他国的感知而言，这导致了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紧张感，或者至少是不确定感。我想，日本——日本人民，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领导人——必须要应对这一问题。

我注意了要将日本领导人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我见过许许多多的日本非政府组织、个人、青年、学者，他们真的希望改善日本与韩国及中国的关系，他们想将战争年代抛到脑后，他们不想再在余生中背上这个政治和心理的包袱。然而恰恰是领导人没有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坦诚地面对战争的过去。日本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在于，这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日本政府并不能代表多数日本人民。安倍晋三政府代表的是非常少的一群强硬派，这是很小的一个少数派，但是是声音非常大的少数派。因此，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非常不民主的现象；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权力上支持他，是他的权力基础。

《领导者》：让我们回到韩国。韩国执行这样更为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动力来自何处？

Katharine H.S. Moon：我认为有好几样因素在发挥作用，其中之一是韩国的国内社会。在2000年代初的韩国，存在着非常活跃的公民行动精神，他们要求韩国政府更加独立于美国。这与当时被美军装甲车撞死的两名女学生有关，这发生于2002年6月。美国军事法庭以过失致死罪起诉了当时驾驶装甲车的两名美军。装甲车重达约60吨，这两名美军没有看到这两位女孩，将她们碾毙，她们年仅十三四岁。这一事件爆发成为了一起民众抗议，全韩国的数十万民众于2002年11月和12月以及2003年进行了“反美”示威。自从这时候起，美国政府、美军和韩国政府都意识到，必须非常小心地处理联盟关系，因为如果韩国民众将美国视为外来的压迫势力，伤害着韩国的平民；那么公众对于美国军队在韩国驻扎的支持就可能消退。此外，对于韩国政府而言，除非他能表明自己能够反抗美国，变得更具独立性，否则在公众的眼中，韩国政府的合法性、信誉就将命悬一线。因此，我认为国内的这一根源令韩国政治领导人觉察到，需要表现出更加独立的立场，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

其次是韩国的经济与成就感。韩国感到自己不再是处在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而是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正在迈向后工业状态，这意味着重点转移到了通信业、服务业之上，而不再仅仅是制造业，并且将韩国的文化出口到各地。所以我认为，韩国拥有了独立于美国的、新的全球地位感，因为韩国的跨国公司占据了全世界各地的市场。例如三星、LG以及一些汽车公司，这是国际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在经济上，韩国人和韩国政府对于自己的成就感到十分安心。他们实际上是在和美国竞争。对韩国人而言，三星的手机要比iPhone更受欢迎，三星手机在市场份额上超越iPhone是一个重大的时刻；如今他们正在成功地与美国公司竞争，情况不再是韩国将目光投向美国，想从美国身上学习，而是美国将目光投向韩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因此，经济地位是韩国自信心的另一根源。这也对外交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如果外交政策没有实现多样化的话，是无法实现经济和跨国公司的增长的。韩国不再仅将美国视为主要的市场，如今中国、欧洲、东南亚、拉丁美洲，甚至非洲都成为了主要的市场。由于跨国公司感到自己的身份更加具有全球性，相应的，外交政策也需要变得更具有全球性、更加独立，而不只是专注于美国。

我想第三点是来自外部的原因，我最近与韩国的上层人士就这一点进行过对话。韩国当然仍然将美国视为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上的头号强国；如果我们进行计算就会发现，现实绝对就是这样。但韩国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正在衰落之中——并不是说美国崩溃了，但美国维持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能力在衰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韩国人是聪明的，他们没有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将篮子多样化、将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就是非常合乎理性的态度；从而为自己找到市场、政治盟友、在未来与你共享安全利益的其他邻国。因此，我认为基于所有这些原因，韩国表现出了更加独立的立场。

《领导者》：下个问题关于朝鲜。你怎么评价中国的对朝政策？

Katharine H.S. Moon：我一直认为，人们——尤其是美国人，以及小布什甚至奥巴马时期的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在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成为更为正常的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一轨道是错误的。

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与朝鲜之间有着条约规定的义务，而且中国对待这些条约义务的态度十分严肃。其次，推动朝鲜转变是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的。我在研究生时期学习的是中国政治，我在学生时期关注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就是中国，从大学到研究生院我一直在研究中国，要成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根据我对中国的了解，中国拥有自己的利益；中国东北是一个脆弱的地区，因为历史上这一地区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过，如今这一地区拥有许多少数族裔；在中国崛起的这二十年间，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也不及中国许多其他地区。因此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中国承受不起一场从朝鲜到中国的移民危机，承受不起边境危机的局面。如果朝鲜发生了什么动荡，如果政府受到的压力过大，如果政权崩溃了，如果出现了任何危机，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朝鲜人会去往中国，饥荒也会促成这种局面。数百万朝鲜人涌入东北地区、与中国公民就工作、教育、住房和医疗等展开竞争，将是中国负担不起的。因此，不对朝鲜施加过大的压力，就是一个很合乎理性的态度；因为如果对朝鲜施加太大压力的话，会发生糟糕的事情，没有人做好了应对这些事情的准备。所以我从不认为推动中国去向朝鲜施压是明智之举。

此外，朝鲜的崩溃至少也不符合中国的短期和中期利益。因为目前朝鲜依然是中国的盟国，依然是该地区唯一的共产党国家，在两国之间存在着历史的、政治的联系，令中国能从中获益。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我从不认为就美国、韩国或其他国家而言，相信或是希望中国会运用自己对朝鲜的影响力是明智的、现实的策略。

中国一直在评估自己与朝鲜的关系。我认为，如今中国开始进行长期而非中短期的展望。从长期来看，朝鲜不能以现在的模式继续存活下去。除非朝鲜转型，否则会出现更多的经济危机或是某种形式的政治危机。我的观点是，中国领导人正在制定一些更有先见之明的长期策略。中国同样需要将与朝鲜半岛的外交关系多样化，因为实实在在的收益是来自南方的，例如经济收益以及潜在的政治收益；朝鲜则是负面的，从中国那里把东西拿走。所以我想中国正在考虑如何在长期平衡朝鲜半岛的南北两方，此时重要的依旧是理性的自身利益。我不认为在短期内中国会放弃朝鲜，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将背上经济和政治上的负担。

我们知道，中国不希望看到由依附于美国的南方所完全主导的统一的朝鲜半岛，中国希望看到一个与自己牢牢地站在一起的朝鲜半岛。这正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思考了很多的问题：如果朝鲜半岛要实现统一，那么关键问题就是，怎样的统一是中国和美国都能够接受的。美国当然希望看到一个资本主义的、民主制的朝鲜半岛；我确定中国也希望看到一个资本主义的朝鲜半岛，因为在经济上中国可以从中获益；至于统一的朝鲜半岛吸纳北方、发展民主制度等等，我想中国也可以接受，但问题在于美国与朝鲜半岛的联盟关系会维持在何种程度，是否还会是主要的粘合剂、主要的对外关系。如果美国保持在韩国的驻军，对于中国而言这将是一大隐忧。

所以我认为，如果中美关系未能改善的话，中国不会希望看到同是与美国关系紧密的盟友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关键在于，如果中美关系改善了，这可能对任何一方而言都是理想的多赢局面。无论那些较小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我希望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能够意识到，增强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因为两国在经济上是如此的相互依赖，在该地区的政治利益方面也是如此的相互依赖。此外，在该地区之外，在进入不同的市场等问题上，两国会希望能够进行合作，因此不会制造出令局势越来越紧张的局面，不会希望数十年来两国所共同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所以我认为，从长期来看，北京和华盛顿的领导人专注于改善两国的关系、强化彼此，而不是试图削弱对方，对所有人而言都将是更加明智的方式。

《领导者》：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与朝鲜的关系是对美国再平衡政策的反制。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Katharine H.S. Moon：我想关于再平衡政策存在着很多困惑、错误沟通和误解。这一政策起初是经济上的重新定位，是为了改善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贸易关系。所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各种贸易机制旨在将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有着吸纳中国加入的空间，美国政府也一直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自宣布实施再平衡政策以来的四年时间里，人们强调该政策的军事方面越来越多于经济方面。如果人们将再平衡解读为军事再平衡，这看上去就像是一项以遏制中国、增强美国在东亚地区影响为目的的政策。我想，对于美国和亚洲而言，记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再平衡政策最主要的侧重点一直在于经济，在于如何通过经济往来、相互依赖和互利来增强美国与亚洲的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当奥巴马政府提出这一政策时，欧洲是一片混乱，东亚地区的购买力则在不断上升。从中长期来看，美国认为东亚地区是自己能够进入的最广阔的市场，并且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东亚还有许多国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中国、东南亚，以及稍后的南亚。所以，从潜在的经济收益、潜在的增长可能性来看，重点在于亚洲，欧洲的市场已经很完备了。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重谈再平衡政策的经济方面，因为这正是我们最初的出发点，还因为如果我们记得再平衡政策的经济方面，我们就不必再去纠缠该政策的军事意图。在我看来，该政策的军事意图也不在于威胁中国。威胁中国并不能让美国获得多少利益，美国也没有必要为此花费数十亿美元。如果美国真想威胁或是遏制中国，那就没有必要执行再平衡了，美国可以简单地运用自己的军事实力，表达出对中国更具侵略性的态度，在亚洲部署战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飞机；只用将目前的军事设备安置在距离中国很近的地方，就足以传达出信息了，而不必彻底调整自己的政策或是战略，也没必要让所有的亚洲邻国都参与其中。所以我想如果美国真的要严肃地考虑遏制中国的话，如果要清晰地传达美国针对中国的意图的话，可以用简单得多、明显得多的方式，但是再平衡政策并非是要针对中国——而这一点被遗忘了。在美国，人们忘了这一点是由于再平衡政策的军事方面变得更加显著；在韩国、日本和中国，人们也忘记了这一点。我想这很危险，因为许多政治都是关于认知的，如果我认为你的做法是在针对我，那么我反过来针对你也是合乎理性的。如果你要向我传达信号，表明自己的作为并非是针对对方，而是出于其他原因，那么这个信号必须是清晰的。我认为美国并没有很好地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表明再平衡政策并非针对中国。

在亚洲有些人认为再平衡政策是在提醒亚洲，美国在亚洲依然拥有军事影响力。有些人认为再平衡并非一项新政策，但由于美国如此全神贯注于中东，该政策可以提醒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特别是日本、韩国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美国并没有遗忘亚洲。再平衡并不是单一的一件事，如果领导人、媒体和分析人士自认为这是单一的一件事——例如对中国的遏制，或是美国的力量投射——将是很危险的。该政策有许多方面，包括在经济上进入亚洲，包括确保亚洲地区更多市场的自由化，包括打消美国盟友的疑虑；同时也是在提醒中国，美国依然关注着亚洲，这与遏制或是威胁是不同的。

《领导者》：中韩关系将面临哪些挑战？

Katharine H.S. Moon：我认为，中国和韩国能够建立起非常互利的关系，但两国也必须承认，这也将是一段相互竞争的关系。在经济层面上，两国当然均能够获利，均能够加强彼此的联系，例如近来习近平与朴槿惠的峰会，就得益于经济增长和伙伴关系。

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专心致志于获得更先进的技术，并让自己的技术进入更多的市场。中国正在追赶韩国，在这个意义上，两国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竞争还体现在电脑技术、IT技术等方面，中国追赶的步伐十分迅速。因此，在经济利益方面关系将变得紧张，例如2000年时两国之间就经历了一场关于大蒜的贸易战。这些事件都是参与到全球经济之中、试图创新、试图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以及增加市场份额的过程的一个自然、常态的部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问题在于两国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例如，如果中韩两国以类似运动会的眼光来看待竞争，认为竞争是为了改进自己而不是为了毁灭对方的话，两国就可以认为竞争是一件正面的事情，在长期这将是对彼此都有利的，所以竞争并不一定导致负面的结果。

如果朝鲜崩溃的话，首当其冲受到巨大影响的国家将是韩国和中国，因为难民危机将在这两国发生。这可能还会涉及俄罗斯，不过朝鲜人知道中国和韩国要比俄罗斯远东地区富裕，所以他们会涌入中国和韩国，这将令中韩两国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在中国还可能引发反朝情绪，我想中韩两国领导人应该对这种局面做好准备，并努力防止这种局面出现。如果中国感到从长期来看，在统一的朝鲜半岛上必须就帮助朝鲜以及争夺就业机会与韩国展开竞争，这也将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所以我认为有多种前景需要加以考虑。

我认为两国关系中正面的分量更重一些，只要两国能够以友好的方式利用对方来推动本国各自的研究与增长。对于经济关系，韩国要比中国更加感到紧张，因为尽管目前韩国要比中国富裕，但中国在人口、面积和资源方面都要比韩国大得多。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在三十到五十年之后，韩国社会的富裕状态是否还能得以维持，关键问题之一在于人口变化。未来三十到五十年，韩国的人口数量将大幅减少，在亚洲韩国的人口出生率仅仅高于新加坡。韩国已经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当必须由一小部分工作的年轻人去支援一大部分老龄人口时，还将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如果我们想想人对于劳动力、生产和经济上的富足是多么重要就能明白，对于韩国而言人口危机是一场真正的危机。除非人口大幅增加，或是技术足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否则韩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

鉴于中国拥有如此多的人口和人力资源来发展成为更加富裕的经济体，而韩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加上人口和劳动力数量都在下降，长期来看，我认为韩国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这是可以控制的，但这需要韩国政府在应对人口下降问题上付出巨大的努力——韩国已经在积极地邀请来自中国、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外国女性与韩国人结婚，提高本国的人口出生率，增加劳动力，但这还不够。如果朝鲜半岛实现了统一，那么中期来看人口问题将不会那么严重。但当朝鲜半岛的北方体验到了富裕之后，由于抚养成本的上升，他们同样会选择生育更少的孩子。因此，长期来看，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并不一定会实现人口的增长。所以我认为人口问题是韩国面临的一大严峻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领导者》：中国官方在许多场合表示，美国不属于亚太地区，不应涉足亚洲事务。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Katharine H.S. Moon：首先，身份政治与实用主义的经济得失是不同的。我认为我们并不拥有一种“泛亚洲”的身份，这与欧洲不一样。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亚洲正在形成一种“亚洲情感”，一种“亚洲意识”，这不像“泛亚洲”身份那么强烈，但是正变得越来越强，认为亚洲是地球上这块正在崛起并将至少在未来三十至五十年间继续崛起的土地。在各个亚洲国家都出现了新的自信、强大和骄傲的感觉，尽管他们在互相竞争，并对彼此心怀担忧，“亚洲意识”仍在不断增强。

我认为应该继续加强这种感情，而不让美国感到自己被疏远了，感到亚洲不愿与美国打交道了。更强烈的“亚洲情感”和“亚洲意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过度竞争和潜在的军事冲突在亚洲发生的途径，如果我们能够推动形成更大范围的“亚洲意识”。这就像欧洲那样，欧洲人彼此之间征战了很长时间，但他们成功地形成了“泛欧洲”意识，德国人会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同时也是欧洲人。亚洲需要继续努力形成这种“亚洲意识”，如果亚洲人能够感到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亚洲人，或者既是韩国人又是亚洲人，既是菲律宾人又是亚洲人，这种潜在的亚洲身份有助于抵消民族主义的张力，防止后者发展成更为严重的军事或是其他形式的冲突。

所以我认为人民之间的关系，例如进行更多的文化交流、教育交流，这是亚洲外交中非常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韩、日韩而言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亚洲身份”、“亚洲意识”可以是非常积极的一件事，但不应该是反对西方或美国的，因为这是不可行的，在经济上我们彼此都交织在一起，如果与美国或欧洲疏离的话，亚洲将遭受净损失。而且如今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银行系统、保险公司、金融系统、贸易体系都如此交织在一起，甚至即使某家公司的总部在一个国家，其运作却可能遍布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依赖于跨国的运输公司、银行和金融公司以及广告公司，我们如此依赖于全球经济——这种情况短期之内也不会改变——因此与其设想亚洲和西方之间非此即彼的前景，不如考虑如何增进东方和西方所有国家的集体利益，这无关慷慨，关乎的是互利。亚洲的利益在于看到一个繁荣的西方，西方的利益在于看到一个繁荣、稳定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