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总统现正准备首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个人和国事访问,各方也均对美中关系怀有高度的期望。
奥巴马总统将面对什么样的中国?届时中国领导层将处于何种情形?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解决什么问题?这些考量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无数的内政事项决定了中国能够成为美国的何种伙伴。这是中国领导人看世界的棱镜,而国内压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追求并响应外界合作关系的能力。下面是我过去三个月在北京生活获取的一些个人印象。
当前的政治平衡
虽然中国之外的一些分析家(尤其是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成)认为当前的中国领导层内存在派系分歧和联盟,但是在中国国内,领导层却显现得极具凝聚力。可能有人偶尔会听到一些人事、政策上的轻微抱怨,但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 (CCP) 领导层享有广泛的可信度和合法性。他们不但普遍显得极为团结,而且还极为活跃。领导层政治和活动的一致步伐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在中国政治的实质亦是如此,因为党和政府就是建立在不断涌现的政策倡议之上,绝没有在政治上采取防御姿态。
目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正处于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大会与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大会与中央委员会过渡的五年阶段的中期,这意味着中国即将过渡到新的领导层。2012年召开第十八届大会之际,现任的许多领导人——包含国家总理温家宝和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胡锦涛——均将让位给所谓的“第五代”领导人。
因此,在中国政治日历上,领导层业已步入过渡的初期阶段。领导层已经清楚地确定了预定人选,在国内外已发出了一致性信号。下届总理预定为副总理李克强,他的活跃尤其值得注意。而被广泛认为是胡锦涛接班人的副主席习近平在国内外也日益活跃。他在九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在十月进行了一次高度曝光的欧洲之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未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这使一部分人大感意外,但事实上现在为时尚早,如果他受到任命,那才是不寻常。中国共产党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刚刚圆满结束在美的访问,而他也一直是内部政治改革的总舵手。另一位关键的“第五代”领导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直经常公开露面(有些人认为他曝光过度),也针对当地黑恶势力和官员发起一场打击和审判。这些未来领导人的活跃是对党和人民(以及外部世界)发出的重要的一致性信号。但如李成的研究显示,这些新一代的领导人极有可能更为自信,之中许多人比现任领导人怀有更多的改革愿景。
在领导层之外,中国共产党也对党派机构进行内部政治改革。上文提到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也是促进深化政治改革极大动力。江苏和四川进行的试验性党委会成员直接选举广受好评,而全会更“决议”通过一项增进“党内民主”、提高决策透明度、强化党委会和党员的财政问责制、惩治腐败的全国性计划。虽然全会承认“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决定要推进政治改革(虽然仍是在一党主导的体系内)。奥巴马总统可能会希望在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探究这一主题。
十月一日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军事游行庆典,庆祝建国六十周年。这场盛事激起国内爱国热情。奥巴马总统应该理解到,与他打交道的是一个自信的领导层和一个国家主义日渐浓厚的国家。而正在复苏的经济(见下文)更为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增添了一份动力。
如果说这份自信存在任何薄弱环节,那便是使领导层极为紧张的西藏和新疆民族问题。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和西藏首府拉萨分别在去年和今年夏天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暴乱,在这两个“自治区”导致了一系列司法审判、监禁、死刑和强硬的安全镇压。尽管近几个月以来,政府发出了一系列有关民族和谐的官方辞令(而且此前此类辞令层出不穷),但事实是民族矛盾比以往更加尖锐。在国际世界,中国不断妖魔化流浪在外的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尤其是达赖喇嘛和热比娅·卡德尔,而这一切都使中国与若干国家的关系恶化。
经济乐观和不确定因素
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国内经济强势反弹更为中国的普遍自信添砖加瓦。政府前所未有的四万亿人民币(5,85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已经使若干生产领域迅速发展。今年GDP增长有望达到百分之八点九,金融领域信贷和资产流动充足,楼市和股市强势反弹,基础建设工程遍地开花,原材料需求上涨,货物库存减少,工业生产逐渐复苏,再就业人数日益上升,零售业销量提高,购买力日渐扩大。
中国经济正在重新步入正轨,并且有可能成为拉动其它主要经济体走出衰退的国际引擎。全球经济复苏将是奥巴马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优先讨论的主题。
但是,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都在担心经济复苏步伐过快,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而且在“重新平衡”经济这方面也引起广泛的关注。此外,人们还担心目前的刺激资金耗尽之后需要注入新的刺激资金。最重要的是,国内消费刺激仍然不够(总理和政府最近在不断强调这一点),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担忧中国正在错失将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向国内消费刺激型增长的黄金机遇。这种重新平衡数年前就应该进行,但是政府的刺激方案主要着重于振兴出口领域和硬件基础建设工程,试图增加工人再就业,维持社会稳定。当地经济学家主张,刺激资金应该更为直接地针对刺激消费和资本市场,同时允许人民币更快升值,从而降低总出口量。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事实上,中国八月份的对美顺差——1,437亿美元——相比2008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
在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的会晤日程里,他们可能会优先讨论美中两国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他们将深化今年早些时候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G-20峰会以及最近在杭州召开的商贸联合委员会双边会议上取得的进展。
寻求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准备好了吗?
奥巴马总统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继续尝试与中国建立真正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一系列艰巨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中国在过去几年间在各个大陆和国家都积级参与全球活动,中美合作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罗伯特·佐利克曾高声呼吁中国成为国际体系内的“负责任的参与者”,这表明布什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奥巴马政府继续了这一概念性模式(而非这一术语),并一直敦促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协同美国发挥更大作用。但是,这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某些人建议的“G-2”共治国。这只表明美国已经认识到,除非美中两国均参与其中(最好是步调一致),否则许多全球和地区问题均无法解决。
全球和地区的紧急议题数不胜数,包括全球金融复苏和稳定、国际体系结构改革、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全球能源和自然资源供给、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核军备控制以及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公共卫生、反恐、核不扩散、海盗、贩卖人口等)。甚至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开始出现在中美议程之上。此外,双边议程还包括一系列贸易、货币、人权和军事课题,然后还有长期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这是一份密密麻麻的议程,涉及复杂的全球、地区和双边议题。
虽然中国在明确地寻求与美国建立强有力的稳定关系,但问题是中国是否真正准备好了成为美国寻求的那种全球伙伴。过去两年间,中国政府和国际关系界人士就中国是否应成为“负责认的大国”并扮演更重要的全球角色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辩论。许多人认为中国并不会从参与更多全球事务中得到好处,尤其是与美国协力参与,这会玷污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里的声誉。他们认为中国应继续践行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这是中国最低限度并有所选择地参与国际事务的指导蓝图,也是内部辩论的多数意见。
中国内部在国际定位和理想的全球角色方面存在分歧,同时,它还大量缺乏更全面地参与全球事务所需的工具和能力。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也与美国有所不同。美国要求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照此行事的意愿和能力却可能使美国失望。
另一个在中国引起大量争议并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是“战略互信”。“战略互信”这一概念源自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于9月24号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的一次演讲。正如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所言,战略互信是一场“交易”。在这场交易中,美国及其盟国欢迎中国成为“更加繁荣成功的大国”,而中国向世界保证其“发展和日益强化的全球角色不会以其它国家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过去数月里,我在北京参加的有关美中关系的几乎每一次会议和讨论中都提到了这一问题。中国的对话者不但对这一概念的内容感到迷惑,还猜测这是否会变成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新方向。他们还指出,斯坦伯格在演讲中大量谈及美国要求中国提供这种战略互信,但是对美国能够如何保证中国的核心战略事项不受威胁却只字未提。
尽管美中两国间存在诸多共识,却也都面临着许多复杂问题,但两国间明显缺乏战略互信。而这一点在军事领域尤其明显。徐才厚将军近期访美,他与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会晤时达成了七点共识,希望这次访问和达成的共识可以为推进双军关系提供新动力。这会开始建立理想的战略互信。
深入中国
这里为奥巴马总统准备首次访华提供了一些背景和环境。中国政府准备热烈地欢迎总统,双方也将进行多次正式会谈。如果这些对话能在本质上更具备战略性和广泛性,而非仅仅照本宣科敷衍了事,那么这些对话就会更加有用。如果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可以真正地讨论他们在日新月异、危机四伏的世界里的相互责任,那么美中双方就有希望建立实际的合作关系和理想的国际伙伴关系。这种互动流程可以进一步深化,建立中美关系所迫切需要的战略互信。
沈大伟,布鲁金斯学会外国政策研究项目和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乔治·华盛顿大学埃略特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策项目教授兼主任,目前正作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高级客座富布莱特学者休2009-2010学年年假。
Commentary
Op-ed中国期待奥巴马总统访华
November 10,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