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增长：可持续的利润、可持续的就业

庞大的信贷刺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给一季度中国经济触底回暖带来动能。虽然一季度GDP同比仅增长6.1%，但从环比来看，主要经济指标降幅已大幅收窄，似乎“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

但“逆转”并非如看起来那么简单，仅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回暖显然不能带来良性且持续的增长。

        面对经济危机，我们需要兼顾短期和长期问题。刺激经济保增长当然重要，但推进改革、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也正是时机。

        近日，针对相关问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博士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中国经济将最快恢复

        《21世纪》：一季度中国GDP取得了6.1%的增长，从环比来看，经济下滑的幅度已大幅收窄，因此，很多人乐观地估计经济已经触底，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您如何判断宏观经济的走势？

        肖耿：比较而言，我对中国经济比较乐观，金融体系相对健康，资本市场也早已经调整多时，银行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应该说中国经济会是最早恢复的，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

        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正开始恢复，主要是投资在拉动，集中于国有企业、大型重点基础设施等，社会投资还比较少。所以从数字上看，我觉得触底的状况正在发生。接下来我们需要关心的是经济的效率问题和信心问题，毕竟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投下去，经济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复苏，但关键是经济如何能保持可持续的增长。将来的发展不仅要看外部经济状况，还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改革能否推动下去。目前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刺激，在改革和结构调整方面并没有看到很大的一些动作。

        《21世纪》：我们看一季度信贷总额达4.58万亿，您如何看待如此大量的信贷在短期内的释放？

        肖耿：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去年货币政策偏紧，今年需要多发一些才能补充货币需求的缺口。但是这种增长速度是不可能持续的，很快会降下来。

        即使全年信贷达到七八万亿也不是太夸张的事，因为从目前来看，信贷主要投向是国家重点项目及大型国有企业，钱到了银行以后不一定马上能再贷给民营及中小企业，也就是说贷款的流动乘数效应没有正常情况那么大。

        《21世纪》：关于信贷目前会有两种担心，一是说政府如此大规模的放贷主要集中于大型国企和基础建设，是否会对私营部门产生挤出效应，同时民间的投资并没有太多，经济的活力依然堪忧；另一种担心是，如此大量的信贷投放，从中长期来看是否会埋下通货膨胀的种子。您如何看？

        肖耿：确实如此，民间投资并不活跃，是因为私营部门要看市场反应，更关注产品是否有销路，企业有无利润，资产的价格能不能恢复等因素。

        至于将来是否会出现通胀，我觉得在经济萧条时，出现较低的通胀及通胀预期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旦通胀起来以后，名义利率不能及时提上去而导致负实际利率。只要保持实际利率是正的，资本的实际价格稳定，那么现在投入大量资金刺激经济是不足为虑的。具体来讲，就是要保证一定的投资回报率，不能让资本的价格太便宜，防止过度便宜的资本导致另一个泡沫。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中设定了通货膨胀率在4%以上，这意味着我们希望工资以及资产价格一定程度的上涨。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一些通胀影响真实资源的有效配置。当通胀出现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变得非常重要，该加息就应该加息来保持实际利率为正，而且银行仍应该坚持给有实际回报的项目贷款，借贷者所得的实际回报率必须能够支付资金的机会成本。这些基本的经济原则都应该坚持。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尊重经济学原理，不能盲目投资。另外，在改革方面，应该取消价格管制，放开对一些服务行业的管制，包括减税等方面应该大力推进，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允许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以赤字来平衡预算。中国经济要保持一个良性的增长，整个金融系统，特别是资产价格，资源的配置都应该越来越有效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才是最重要的。

        《21世纪》：伴随经济下滑，就业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提高经济效率与扩大就业之间是否会存在一些矛盾？

        肖耿：中国过去在制造业的大量投资导致过度依赖出口的情况。但制造业所带动的就业是很少的，大部分就业是产生于服务行业。中国的出口不景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必须要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太多太少都没有问题，关键是过去能源、土地、水等生产要素价格太便宜了，导致制造业过度扩张及浪费，并没有创造可持续的就业，这方面应该改革。应该鼓励服务业，因为发展服务业才是创造可持续就业的最好方法。

        《21世纪》：现在有观点认为，目前刺激经济应该慎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应该更多地考虑财政政策。您怎么看？

        肖耿：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财政状况确实非常好，国债仅占GDP的20%，赤字不足3%，这是很低的比例。政府花钱大量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是好事。但同时必须同步推进改革，放开民营企业，放开市场，放开价格，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否则，刺激经济就有可能出问题。

        《21世纪》：我们对刺激方案应该持有怎样的期待？毕竟任何刺激政策都不是长久之计，如何看待对中长期经济的作用？

        肖耿：刺激经济最重要的是在短期内把就业问题解决，使工资可以不断增长，经济就可以逐渐活跃起来。但真正要创造生产力、创造可持续的就业，还是要靠改革、靠经济效率的提高。中国刺激经济的着重点应该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效率低的问题。 比如中国的税率太高，某些监管方面又管得太死，杠杆率太低，股票市场融资相对银行贷款太少等等。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才能够在经济危机之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慎防“有刺激没改革”

        《21世纪》：在目前经济触底的乐观情况下，是否有您觉得担忧的方面？

        肖耿：我最担忧的就是有刺激没改革，生产力增长受影响。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好，一定要保证资本的价格是合理的，市场能够发挥支配资源的作用。政府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是好事，但是如果没有私营企业，没有服务业的兴旺，这些基础设施可能也是白白浪费。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是改革的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一方面，政府有本钱可以刺激经济，但另一方面希望政府做更多，推进改革。

        具体而言，一是要放开价格管制，二是减税，我们的税制跟周边的经济体相比是偏高的，而且税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三是要推进资源的产权改革，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有很多财富和资源是被浪费掉的，没有被老百姓拥有，没有变成他们的财富和购买力，而是集中在国家、国有企业手中，导致社会储蓄率很高，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再就是金融市场的改革，健全资本市场，推动股市融资，人民币国际化，都应该抓紧时间进行，因为这些对于提高投资和消费的效率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政府还应该推进更多的社会保障改革，比如保险、退休金、公共医疗服务等，这些改革主要是提高消费的效率。现在中国老百姓消费为什么少呢？除了财富少收入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消费效率低，所有人都必须省一笔钱，以应对教育、医疗等意外支出。不必要的高储蓄率必然导致社会消费偏低。

        这些社会保障方面改革的推进是很复杂的，不一定一次就能成功。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试点，找到一个好的模式来推广，否则风险可能会比较大。

        《21世纪》：您怎么看进行新一轮刺激方案的必要性和空间？

        肖耿：我觉得刺激经济方案在这个时候越多越好，问题在于它必须与改革结合在一起。目前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确实非常严峻，内部面临的就业压力、不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也非常严峻，所以，如果有钱就应该加大投入。问题是这些投入是否会带来另外一个泡沫？是不是用于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必须在此时提出来，短期和长期都要兼顾。

        在这个时候，一些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非常重要，比如实际利率要保持是正的，投资项目审核是不是有效率等等。我觉得，目前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好时机，通过还富于民，鼓励民营企业去海外发展，中国企业必须创造出一个可以得到世界认可的发展模式。

        《21世纪》：您所说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

        肖耿：目前多数大型国企，70%以上的股权都是国家持有。这样的企业如果去进行海外并购，必然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警惕和抵制。但如果这些企业变成像汇丰一样找不到大股东，股权分散于民，则不可能被认为是国有企业，自然遇到的阻碍会小得多。当然国家可以持股，比如持10%、30%没问题，但最好不要超过30%。那种国家完全控股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将来30-50年后的国际主流。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推进国企改革，使之成为“全球化”的现代企业。当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改革，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21世纪》：您刚才讲到在一定时间内中国的外部环境都是相当严峻的，中国以前依赖外需的增长路径显然优势不再，那么在国内需求难以启动的情况下，如何来弥补这个缺口？

        肖耿：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还是忘记它吧。目前外需不景气，正是扭转增长方式的好时机。当然这需要承受一定的代价。活不下去的出口企业是不应该再靠“输血”去救的，但救助下岗民工是应该的，而淘汰奄奄一息的行业是必经的过程。借这个机会要找到将来真正能够有可持续的利润，可持续的就业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