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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发展中国智库

中国智库目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期,大约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接近。中国智库的发展,独立性也许并不能成为它的主要追求目标, 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而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

多元性首先应当是基于国际环境的多极化一一国际社会迅速变化,非常复杂,需要身为大国的中国对国际事务,包括经济、能源、安全、气候环境等各个领域,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常多元。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怎样领导一个有247种奶酪的国家呢?在这种背景下,有时候决策者想的是一回事,而民众却是另外一种观点,两者之间的沟通,就需要智库来发挥作用。

此 外,“旋转门”机制开始在中国智库里得到发展。在美国,伴随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很多卸任官员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研究者也会去政府担任要职,这 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旋转门”机制,它让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在中国,目前多是一些退休官员去智库工作,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当中, 将会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转门”一一一些年轻的、在智库工作的人也会不断地转到政府去。

其实,中国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像王沪宁、刘鹤,都是在智库里做到了非常高的位置的,后来才去做了领导层的经济顾问,甚至政治顾问。所有这些因素都将促使中国智库的迅速发展。

布 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是: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我们把独立性看得非常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智库都这样,有很多智库和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布鲁金斯 花了很多精力来维护其独立性,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在两党选举的时候,不能以学会的名义站台,也不能够用学会的资金来为选举服务。如果布鲁金斯邀请 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也要请共和党的候选人。再比如,在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介绍中,以前引用了刘延东和希拉里的讲话,现在我们准备把希拉里的照片换掉, 因为她又开始竞选了。我们一直保持这个敏感性,而且每年都要写一个保证,内容是不用学会的资源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

在 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发挥影响力,这两者并不矛盾。布鲁金斯的人员构成保持了这样一个平衡:也许大多数是民主党派,但始终有共和党人士。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平衡 准则,令很多人意识到应该赞助这样的智库,因为维持它的独立性对整个社会有利,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所以很多人对我们的捐款是没有附设条件的。实际 上,我们也拒绝接受有附加条件的捐款。有时候大企业要捐助我们,我们会退掉,比如有一个研究药物的企业要我们研究公共卫生,我们说不能这样做。

实 际上,中国有非常好的一流的学者,这些学者与我们有着良好的互动。布鲁金斯学会在过去几年中出版了《中国思想家》丛书,希望把中国最好的学者介绍到西方 去。在中国的书店里可以看到很多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学者的书,但是到美国的书店去看,有多少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够出现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几乎是零,这 是很不对称的,这对美国也是一种损失。

假以时日,中国的思想家会走向全球, 但是这需要一个宽松的、开放的学术环境,这很重要。尽管追求独立不是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重点,但是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有一个开放的氛围、有一个多元的环 境,会帮助中国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目前,中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中国智库的声誉还处在低潮期。智库发展不是搞公关、不是搞宣传,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是 一种文化的对话。我们不能夸大文化上的不同点,在有些方面中国当然有它的特色,但如果过度强调特色,就会限制自己。

我 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最忌讳的是雷同,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智库如果想要长久发展,就要有个性,不管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都是不同的模式。布鲁金斯走 的是大的模式,有些小的智库也能做得很成功。习近平主席提倡建设新型智库,会有很多新的智库诞生,这是好事情。在发展中,大浪淘沙必定会淘汰掉一些,不应 批评过多。因为这是早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智库的发展是需要过程的,不可能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库,应该在发展过程中学习他人的经验教训。我相信,在未来10年、20年当中,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中国的卡内基。

原文来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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