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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智囊机构要少些“将军”,多些研究人才

《记者于胜楠发自北京》与欧洲老牌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的智库起步虽然比较晚,但在二战以后,它的发展却很快跃居世界前列。其中,有着90多年发展史的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多年来更是在全球智库排名中位列榜首。上世纪东西冷战年代,布鲁金斯学会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曾提出对华既遏制又接触的观点,后来直接推动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华。在与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过程中,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美国智囊们总能对政府决策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当中的决策互动是如何进行的?来自美智库的专家又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智囊们?《国际先驱导报》为此专访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

美国民间外交智库多达两三千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知道,美国的智囊建设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总体来看,美国的智囊分为哪些类型呢?

李成:美国的智库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的有很强的党派色彩,比如倾向民主党或者倾向共和党,再或者倾向于非党派的组织;有的是以游说为主的智库,他们有着专门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有的智库有专门的主题,比如专职对外关系或是国内城市化建设、工业政策等。像美国的家庭计划研究中心,就是以共和党为主专门反对堕胎的智库,保守色彩较强。

总体上,有的智库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有的与媒体的关系比较密切,有的代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专门以批评政府的形式存在。可以说,美国智库形形色色。不过美国主要的智库都聚集在华盛顿,此外在纽约、西海岸也会有一些智库。

Q:在形形色色的美国智库中,能称得上美国民间外交智库的大概有多少个?他们的运作方式又有哪些不同特点?

A:一般来讲有两三千个(民间外交智库),其中一千多个在首都华盛顿,但这些智库宗旨不同,规模也有大有小。其实各个智库之间会有相互往来,比如参加一些研讨会,但我们之间又是竞争关系。所有的民间智库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在某些领域有自己的强项。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是我们的强项,美国本身的国家治理也是我们的强项。而对另外一些智库来说,国际军备问题可能是他们的强项。还有一些智库,他们大多数项目会跟企业签合同进行。这与我们不同,布鲁金斯学会的所有研究内容都是公之于众的。

“旋转门”身份影响外交决策

Q:人们通常把美国智囊的身份特点形容为“旋转门”(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这一点在布鲁金斯学会里应该格外明显。

A:是的。一般来讲,布鲁金斯学会是无党派的,也就是说共和党执政时期,很多从前民主党下来的官员就会回到布鲁金斯学会来,当民主党执政时,一些共和党退下来的前官员也会回到这里来。

“旋转门”这个提法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智库的影响力,最近来看,去年我们学会有两个访问研究员,一个是现在担任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李侃如,他是克林顿时期亚洲事务的首席顾问;另一个是小布什时期的亚洲事务首席顾问是韦德宁,而目前奥巴马的首席顾问贝德也是从布鲁金斯学会出去的。

目前,布鲁金斯学会已经有15名研究员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要职,除了贝德,还有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等。前段时间媒体所关注的美国驻华大使人选问题,据说5名候选人中竟然有3人(约翰•桑顿、李侃如和沈大伟)都来自布鲁金斯学会,这些智囊身份的变更成为了布鲁金斯学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决策的最好例子。

Q:与美国政府关系如此密切,如何保证学会的独立性呢?

A:虽然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但由于两党竞争,布鲁金斯学会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从资金来源上也能看出,布鲁金斯学会每年的预算收入有65%左右来自民间捐款,而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只占3%-4%,这有助于学会长期保持无党派的独立立场。

作者

中国智囊对亚非研究很“薄弱”

Q:您对中国的外交智囊有什么印象?

A: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外交智囊是属于政府领导的,包括国际关系研究所、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所等都是中国政府的机构。在最近一二十年中,一些大型的民间智库变得越来越重要,很多高校都成立了研究中心,比如清华大学就有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几十个智库。

我的印象是,中国的智囊机构云集了很多人才;而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中国去年成立的新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挂帅,这是一个新现象;还有一些相对比较独立的智库,比如天则经济研究所、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等,但这些规模都比较小。中国智库的发展现在是一个比较兴旺的时期,但是跟外国比较,它还属于早期阶段而且独立性受到制约,这主要与中国的政治非多党制有关系。在西方,政府不能直接统辖智库,虽然有的智库有明显的党派性,但是两党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智库之间的互动。

Q:独立性,这是中美外交智囊的主要差异吗?

A:独立性是其一,另外,很多研究外交关系的智库,如今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他们越来越受全球问题的影响,包括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如核扩散、全球气候变暖、反恐、反毒品、反海盗等。对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研究均受到上述问题的影响;二是中美两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不管是美国国内政治或是中国国内政治。因此,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学者要做更多的努力,因为在国内政治中有些研究还是一个禁区,比如中国国内外交政策中领导人的意向、领导人的背景、中国军队的作用等都是比较敏感的课题;而对美国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年才有所深入,开始研究美国国会、美国媒体等,改变了以往只限于双边关系的研究。

其实,中国智囊现在是在上升时期,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其他很多领域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很多智囊也会给中央领导人或政治人员做咨询和讲课。在一些社会研究和人口研究,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等方面,我觉得中国智囊们的研究都是领先的。但是,在海外的研究中,有些方面相对弱一些。

薄弱的地方是相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包括像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内。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与这些国家的重要性是格格不入的。同时中国对非洲的研究和对中东的研究、对拉美的研究,在能力和资源上都有不足。接受捐款不能以失去独立性为代价

Q:与国外相比,中国的智囊建设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您对未来中国智囊的发展有哪些建言?

A:我想中国智囊今后会遇到结构上的挑战。因为对一个智囊机构来说,最主要的是人才。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智库都有一两个领军人物,而这几个领军人物都有他们自己的背景和声望,这些智库也因此会成名。但问题是随着一两个优秀人才的离去,中国智库就会受到影响;

其二,是独立性,独立性很重要,会直接影响一个智库的声誉和可信度。虽然西方的智库也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持不同观点和立场的智库会进行公开辩论和竞争,而媒体也相对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智库对政府和媒体的影响都是很重要的。

在西方,智库被看成是国会、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个“权力部门”,可见它的重要性。在中国,更多的智库做一些咨询工作,而本身与研究并没有挂钩,也没有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国经中心”,其中有90 多个董事成员,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前官员和现任官员以及企业家担任董事,而真正的研究力量却显得非常薄弱,这是不应该的。正常的结构应该是拥有大量研究人员,而不是大量的“将军”。只有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通过一些数据、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来说明问题,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政治走向来决定问题。不过整体上看,由于中国智囊建设蒸蒸日上地发展,因此会有很多年轻的研究人员逐步成长,并且很多研究人员具备海外学习研究的背景,这也会使中国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智库的发展需要时间,因此还需要很多的积累。我认为经费在中国不是很大问题,例如“国经中心”得到很多企业的赞助。但要注意的是,布鲁金斯学会在受企业捐助时,会明确表明不会以我们的独立性作为代价,因此企业不会干涉我们的研究内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少收政府的钱。我们推崇“独立性、影响力和高质量”,借此分享给中国的智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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