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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Flag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pictured in Ji'nan city, east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4 June 2018.China on Tuesday (19 June 2018) urged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more rational concerning the ongoing trade issue and to stop undermining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as well as itself.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Geng Shuang made the remarks at a daily press briefing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on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s recent speech at the Detroit Economic Club. According to reports, Pompeo blamed China's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for the trade issue in his speech Monday and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spond to "protect American property."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has already declared China's solemn position on the economy and trade," said Geng, pointing out that the U.S. has confused right and wrong and the purpose of the accusation is to disguise its unilateralism and protectionism policy.No Use China. No Use France.
记录在案

专访波拉克:如果美中开展军备竞赛,没有一方会是安全的

编者按

编者按:《中美印象》近日对布鲁金斯资深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 (Jonathan Pollack) 博士进行了采访。本采访由纽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陈语暄同学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汤杰博士共同完成。本文为《中美印象》原创 2020年9月11日发布。引用或者转载请注明来源。

布鲁金斯资深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 (Jonathan Pollack) 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2012年至2014年间,他曾担任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一职。在2010年底加入布鲁金斯学会前,他曾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担任亚太研究系教授及战略研究系主任。他还在兰德公司担任多个资深研究和管理职位,其中包括政治科学部门主席、国际政策研究经理和国际政策资深顾问。波拉克的主要研究领域包含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关系、美国亚太战略、朝鲜半岛政治与外交政策、亚洲国际政治、核武器与国际安全。

Y

Yuxuan Chen

Student Journalist - 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1、中美印象:在您卓绝的职业生涯中,曾供职于兰德公司、海军战争学院以及布鲁金斯学会。你如何看待智库在中美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

波拉克:智库各善所长,也并非所有智库都是研究型机构。与之相反,很多智库其实是宣传机器(advocacy organization)。对我而言,智库应当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不应当固执己见,在开始研究前不应当结论先行。然而很多智库的成果,我在阅读之前就知道它们要说什么。

智库的研究应当是独立和客观的,关注那些政府无暇或不愿顾及的问题。一个好的智库,必须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对自己的判断要诚实,收集证据以证实自己的判断。没错,智库已经在美国实现了蓬勃的发展,但是现在智库已经遍布全球了。

智库应当鼓励创新思维,勇于提出一些令人不适的问题。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区,大多数智库都在各国首都。你不得不告诫政府一些他们不愿意听到的事情。我会持续和中国的同行进行合作,鉴于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保持开放的头脑很关键。我对抽象的理论不太感兴趣。我们都是基于对于世界运行的根本认知来做判断,这是我们工作的起点。这是我们理解问题的出发点,在面对个别的社会问题和挑战的时候,须知它们背后都有一个更国际性和跨国性的本质。这可是一个很有挑战的工作。

2、中美印象:7月23日,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做了题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您对于这个演讲有什么看法,能否详尽地说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波拉克:蓬佩奥的演讲是非常政治化的。我是指,他认为其演说将有助于他本人以及其他共和党人所期待的政治议程,

在演讲中,他屡次使用了“共产主义中国”(Communist China)这一术语,自尼克松以来,美国官员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使用过这一词了。现在,他和其他特朗普政府官员频繁援引“中国共产党”(the CCP),这是有意无意地将共产党塑造成一个坏人形象。当年,尼克松开始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信号。蓬佩奥使用“共产主义中国”,这也是一个信号。选择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作为其演讲地点,明显是有意为之。他在暗示,尼克松对中国敞开了大门,而蓬佩奥则要关门了。

在演讲中援引“自由世界”这一术语,明显指向了冷战。“自由世界”这一标签,使人联想到美苏对抗的两极世界。讽刺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也有着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中苏同盟的头几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既不属于苏联阵营,也不属于美国阵营。也就是说,直到50年代末,世界仍没有明显地表现出两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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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也反映了蓬佩奥的个人野心。无论特朗普是否能赢得这次选举,蓬佩奥都将无疑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与其他共和党潜在的候选人相比,蓬佩奥与特朗普的关系最为紧密。所以,如果特朗普在11月惨败的话,蓬佩奥必须设法对自己重新定位。尽管如此,我认为蓬佩奥对中国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他已经处在敌对光谱的最“敌端”处,他可不愿被其他共和党右翼势力“包抄”,抢了他这最显眼的对华敌对位置。

对于几乎所有共和党人来说,中国都是一个“被吊打的沙袋”(punching bag),没人会在中国问题上示弱。这部分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正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塑造为“敌人”。讽刺的是,中国官员近年来一直指责美国抱持着冷战思维,我过去总认为这是夸张了。毕竟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尼克松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或多或少地为改进对华关系做出努力。当然,有时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然而,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得到了美国企业的认同,共和党与民主党都认为中国在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两党都增加了对中国的谴责,只不过,共和党的批评都是更为意识形态导向的。而民主党的批评主要针对中国没能严格履行世贸协定,同时在中国人权问题和外交政策上严厉指责。也就是说,民主党强调的是,随着中国自身实力和地位的提升,中国没能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3、中美印象:您如何看待中美之间有计划地脱钩进程?这一进程是否可控?这将伴随什么样的风险?在脱钩进程中,美国政府将如何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进行协调?

波拉克:特朗普总是出人意料。尽管中美脱钩可能会继续,但是美国的企业和机构仍希望维持现有的伙伴关系,同时拓展新的关系。不管政府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当在社会层面保持联系,也要在个人层面保持联络。在企业层面也是如此。但是,这种联系必须是一条双向道,不能只是单方受益。比如,几乎所有在华的美国企业都实现了盈利。尽管它们不会离去,但是它们需要知道自己是被欢迎的、被保护的。或许一些企业会转移到经营成本更低的国家投资建厂,这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承诺继续留在中国,只要中美关系可以使双方受益。

现在的问题在于,特朗普公然地对双边贸易和全球秩序的根本前提充满敌意。他是多疑且排外的。他怀疑海外机构,同时自己也是一名经济民族主义者。特朗普政府在不断抹黑中国,现在更是变本加厉。无论下一位总统是谁,若想改变现状,都殊为不易。

4、中美印象:尽管特朗普政府不断宣称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但是仍有些人认为,诸如民粹主义的崛起,以及新冠疫情所引发的民主危机等国内问题才是美国的主要挑战。在您看来,对美国的国家福祉来说,是国内问题更关键,还是外部问题更严重?

波拉克:我认为是国内问题更关键,而且仍在逐步升级。即使美国民众可能对外部世界心存畏惧,但是根本上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活得更好,以及如何才能对更自信地面对未来。许多美国人担心的是他们逐年增加的债务,以及他们所处的世界和社会将走向何方。这些才是美国人此时此刻最关心的问题。

危机时有发生,比如911恐怖袭击。在我看来,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并非来自海外的威胁。这些变化是长期以来的国内问题所诱发的,而特朗普不会强调这些国内问题。拜登提到了这次大选,他认为这次大选是对美国心灵的拷问(‘Soul of America’)。我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令人印象深刻。我相信这正是我们当下所思考的。

另外,美国的失业人数已经上升到了一千三百六十万人,这才是政治应当关注的地方。如果我们能修补好国内问题,这将推动我们的外交关系向更健康的方向迈进。在新冠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再指责外部世界了,而应当尽可能地与他人合作。我们应当强调新冠疫情是一个全球危机,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危机。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应对病毒的侵袭了,只有合作才能共渡难关。如何控制病毒的蔓延,以及如何重启全球经济,这不是一朝一夕间就能实现的。

5、中美印象:一些学者指出,美国正成为逆全球化的推手。如果民主党重执政权,您认为美国会重新拥抱全球化吗?在共和党人中,特朗普总统对全球化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吗?

波拉克:特朗普之所以能当选总统,逆全球化是原因之一。对于国际经济是如何运行以及应当如何运作,特朗普的看法是顽固的。他的顽固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回看30年前,特朗普第一次在国际问题上公开强烈表态,他针对的是日本,因为日本的经济在勃兴,尤其是在汽车行业和电子消费品行业。那时,美国对日贸易有巨额逆差。毕竟,当时中美贸易额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不清楚是否那时他就开始针对中国了。特朗普是重商主义的拥趸。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应当多于进口。因此,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贸易中占优势,这都是不能接受的。这就是他反对中国最关键的地方,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具有领袖地位的贸易国,同时中美间贸易也极不平衡。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双边贸易的问题上,都会认同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可以在很多事情上比美国做得更好、产品更便宜。与此同时,美国在很多产品和技术上也处在领先地位。这是全球创新的重要来源。以苹果手机为例。当你买一个苹果手机的时候,包装上显示它是“加州设计、中国组装”。尽管中国被认定为手机的生产地,但是手机并非真的产自中国。很多先进的生产设备放在台湾,手机屏幕在韩国生产,这都是供应链的重要组成。当手机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这些都被计入来自中国的出口,而苹果公司在销售手机的时候也狠赚了一笔。一般认为,在这样的安排中,各方都将受益。

至少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是,也有负面效应。一方面,美国消费者因产品价格低廉而受益,但是美国的老工业区如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遭殃了。这些州流失了大量的企业,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大量的就业。这些州正是特朗普的票仓所在。但是,即使特朗普凭借关税和制裁打压中国,美国的全球贸易赤字仍在持续增加。今年七月,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6360亿美元,这是过去12年来的最高峰,意味着美国的进口额创了纪录。

与此同时,很多美国厂商和农场主在出口中获益,当然包括对中国的出口。只要全球化的条款被认为是公平的,他们就会对全球化保持足够的兴趣。市场准入(market access)是世贸组织规定的义务,这要求贸易的双方要对等。许多美国企业抱怨,它们在中国国内市场没有获得公平的待遇,因为中国经济的许多部门仍然持保护主义的态度。

大量的中国学生得以到美国高校读书,中国得益于此。美国高校是门大生意,新冠疫情和美国签证政策的改变,美国高校担心它们将丢失海外留学生这部分的收入。包括硅谷在内的美国公司,不愿意失去创造力,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国和印度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及工程师。这些都是全球化的另一个维度。但是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性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以此令很多对华限制政策更为合理化。

当被问及是谁决定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直觉上你会认为是美国总统。但是,很多有权势的政府部门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然,特朗普尤其对贸易感兴趣,贸易对他来说是重中之重。特朗普看待世界的时候,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态度。他担心自己无法连选连任。应对疫情方面的失败,对美国经济造成了极为负面影响,这主要是他自己的失策造成的,美国国内还弥漫着紧张的种族问题。他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处境岌岌可危。他发现,在许多问题上指责中国,而不是承认自己作为总统的失败,更容易脱身。于是,他将公众支持的减退、严重的经济衰退以及大量失业都归咎于中国,他认为新冠病毒最早在中国出现,所以中国难辞其咎。特朗普视全球化为寇仇,将中国视为威胁,这是他的一贯立场。

如果拜登获胜,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将会更积极,但是全球化不会再与过去相同的面貌出现了。拜登谈及了重建美国业已危机重重的制造业,在创新领域为美国工人创造新机会,比如清洁能源。他将强调这是美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指责他人。拜登被视为一名国际主义者。他对国际体系和多边协议充满信心。他不会像特朗普一样四处宣战,他知道应当从国内做起而不是在外四处挑事。

六、中美印象:根据近来皮尤调查中心的民调显示,在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公共舆论在双边关系中一般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在当下中美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公共舆论会发挥什么作用?

波拉克:2000年,中国还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而到了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很多美国人对这样非凡的增长感到惊异。而过去几年,人们对此却越来越觉得厌倦,希望长期的经济竞争可以在一个公平的框架下进行。这部分在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提升了,这意味着中国获得了在全球经济中前所未有的竞争力,比如在通信行业。这些问题被特朗普加以利用,为选举造势。在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以及其他幕僚的建议下(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经济民族主义者),特朗普在贸易和科技方面对中国采取不遗余力的限制。

“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是好还是坏”,如果将这一问题去问美国人,大多数美国人会认为中国做的不好。然而,鉴于两国迥异的政治体制,再考虑到美国民众思维上的“独立性”(哪怕明知道对全社会有益,也不愿在被指导下行事),中国应对病毒的方式对美国来说毫无借鉴意义。不仅是中国,东亚的其他国家也做得相当不错。相比之下,无论是联邦层面的运作,还是太多美国公民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都做的糟糕透了。从公众舆论对事态的评估来看,特朗普为此付出了灾难性的代价,失了民心。对任何总统来说,在其任内发生了重大事故,总统本人都难辞其咎。特朗普现在将他自己的错误归咎于中国和其他相关方,然而新冠病毒可不是共和党的一员,也不隶属中国政府。

就我个人而言,每当政治情绪发生剧烈转向的时候,我都会忧心忡忡。与其说大量的仇恨指向了中国,不如说这是美国对自身失败的承认。遥想当年,在二战结束时,美国占全世界GDP的25%,有着绝对的统治力。而如今看来,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仍然在很多高科技领域保持领先地位,但是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美国的优势地位将要消逝了。

我不认为现在回到了冷战,因为中国和苏联很不一样。苏联拥有强大的军备,但却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体,而中国却是两者兼备。正因如此,中国的崛起才引起了很多美国民众的巨大焦虑。当中国进入了世贸组织后,勤勤恳恳发展自己的时候,美国却花费巨资在伊拉克发动战争。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中东动荡不安,中国日益崛起,而特朗普却仍在抱怨德国及其他盟友不缴费。

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了当下这个不容乐观的美国。特朗普仍在操纵这些民怨,他声称其他国家在嘲笑美国、在利用美国。2017年以前,皮尤民调显示,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大概半喜半忧;而现在,有73%的民众对中国不满。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民意是可塑的,是变动不居的。政府上下,口径一致地向民众传递信息。比如20年前,恐怖主义是一大威胁;于是,民意开始专注于恐怖主义。影响民众选票的主要是经济因素。民意现在关注的是新冠疫情,特朗普就尽其所能地将指责转嫁。特朗普正试图稳固他的民意基础,这一基础是由愤恨不平构筑的,是对他者——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的愤恨不平,这可是很黑暗的价值观。这次可行不通了,他掉进了巨大的政治深渊。有法律的限制,特朗普没法使大选延期,大选延期在美国历史上可从未发生过。

七、中美印象: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有怎样的影响?在处理美国的问题上,您认为朝鲜会或多或少地帮助中国吗?

波拉克:东亚的大部分国家不愿意被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不愿被迫选边站。美国有时会强迫它们做出选择,但是像韩国和日本这样与中国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国家,让它们完全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是不切实际的,除非盟国们认为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同时,这些国家也不愿在中国的强迫下做出选择。所有东亚国家都承认了中国实力的增长这一事实,这种增长是全方位的,涵盖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到底要和它的邻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的强迫下做出不符合它们国家利益的决策,这是它们不愿看到的。当这些国家认为可以和美国建立有效合作的时候,它们就能更从容自信地与中国打交道。它们都乐意有美国在后面撑腰。

然而,特朗普总是对同盟关系持负面态度。特朗普将同盟视为负担以及对外政策的阻碍。那么问题就在于,如果特朗普实现了连任,在其第二任期结束之前,这些国家该做什么。美国对同盟国的承诺已经被严重破坏了。以韩国为例。如果韩国不再对美韩同盟抱有信心,这种潜在的政策转向可能会改变韩国的战略考量,不仅在对华关系上,乃至对日关系或其他双边关系上。同盟关系的背后,是价值观、国家利益、安全视角以及其他诸多方面。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信任同盟。如果美国的国家行为是稳重且可期的,这会让东亚国家在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同时,感到更舒适。

事实是,即使拜登执政,也不能保证中美关系向更平稳的方向发展。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打算挑战中国的政治红线。以弹道导弹问题为例,美国可能会要求日韩部署,而日韩不愿这么做。这不是东亚国家希望看到的局面。如果我们与中国开展军备竞赛,那么没有一方会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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