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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为谈论宪政和政府治理打开窗口

美国著名作家西德尼•J•哈里斯(Sydney J. Harris)曾经说:“我每次听到有人叹气说,‘活着真艰难,’我总是想问,‘跟什么比?’”也许对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也可以做同样的比喻。这也是为什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再说,官员猖獗的腐败对党和国家构成生死攸关的威胁。

在他的主要政治盟友、“反腐大将”王岐山的支持下,习近平上台后发起非常强硬的全国性反腐运动。例如在2013年一年间,在王岐山带领下,中纪委查处了172,000起腐败案件,调查了182,000名官员,是30年来数量最高的一年。习近平从2012年掌权到2014年10月, 整肃了55名副省部级以上的腐败官员,包括新选上的中共18届中央委员会的七名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纪委的一名成员。

在近来一个甚至更大胆的举动中,习近平清除了两名重量级官员: 控制中国公安和政法机关长达十年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负责军队人事长达十年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这些举动极大鼓舞了公众的信心和对习近平的支持,巩固了他作为一个强大果断的领导人的形象。

尽管这一坚决的反腐运动已经导致官员的行为发生改变,但也可能同时疏远中共体制内有效运作所依赖的官员以及垄断行业的既得利益群体。反腐针对的主要行业包括石油、公用事业、电信和银行业,这些都是国家政权的“支柱行业”。

尽管反腐在短期内减少了官员的不当行为,但习近平的运动式反腐努力可能取代系统性的法治建设和政治改革,而法治建设和政治改革对中国向良好治理发生根本性转变至关重要。由于反腐的这种即兴性,中国的各种势力,特别是习的政治对手,会把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视为主要出于派系政治的需要和为巩固自己权力所驱动。

习近平和他的团队显然清楚这些挑战。王岐山明确表示,当前的反腐运动“以治标为主,而不是治本”,但可以“为将来治本赢得必要的时间”。在刚刚召开的18届中央委员会四中全会上,习近平领导层把法治和司法改革作为主要议题。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专注于中国的法治发展。

但是,中国和海外的批评人士对四中全会公告表示失望,因为它没有阐明宪法在党之上。相反,公告确认了党在宪政改革中的领导地位,意味着党仍将凌驾于宪法之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社交媒体上普遍流传着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一句话。在1990年代初, 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说,如果领导人不解决国家最高权力是党大还法大的问题,中国还会有灾难。悲哀的是,20年后,这一根本性的宪政问题并未解答,灾难风险也由此仍未改变。

尽管最近的四中全会未能意味着中共在治国理念上发生根本改变,但公告仍列出了一些重要的法治改革。特别是,设立跨行政区划的巡回法院的举措将促进司法独立。这一改变以及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处理记录的机制,将限制党对司法事务的影响。公告还强调,对立法人士、法官和检察官的专业培训刻不容缓;并提议建立追究决策失误官员责任的问责制。

抛开批评人士的失望以及中共领导层的犹豫不决不谈,四中全会重新开启了对宪政和中国治理问题急需的公开讨论。可以预见,国内的不同势力——从开明知识分子、维权律师和拥有独立意识的法律专业人士到毛派主义者、保守派党政干部和既得利益群体——接下来几年将各自动员起来在法治领域展开争论。

接下来几年将是一个考验,看看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宪政运动能否找到一个更有效的发展途径,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国家带来开明的格局。并且对习近平来说也将是一个考验。习近平能否实施他的承诺,正如他所说的“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如果他做不到的话,他的担忧——以及他父亲的担忧——将不会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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