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致力于在亚洲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奥巴马总统强调美国致力于在亚洲扮演领导者的角色（leadership role），他并没有说美国谋求领导亚洲（to lead Asia）。”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特别强调。

    在他看来，两者区别很大。后者的意思是，美国的目标只是对亚洲国家发号施令，并要求这些国家领命行事，但是美国并没有这样的目标；而前者意在表明美国将积极参与亚洲事务，并鼓励亚洲国家在贸易、政治、安全或者其他各方面，与美国一道共同寻求有利于区域发展的解决方案。

    李侃如认为，在努力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过程中，美国遇到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国内。“美国眼下最大的问题显然是财政赤字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其后果可能会非常严峻。”

    他进一步指出在执行亚洲战略时遇到的具体挑战，除了美国能否走出当前的财政危机，走上健康财政之路外，还包括在美国增长疲弱的背景下，亚洲国家是否愿意拿与中国——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关系作为赌注，加入一个中国可能不欢迎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基本协议（即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TPP）？

    美国认为亚洲问题有着较高优先级别

    《21世纪》：奥巴马自诩为亚洲首位太平洋总统，那么您认为他上台之后新时期亚洲地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有哪些意义？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有哪些特点和新变化？

    李侃如：我认为美国是从多方面来理解和使用“安全”这一理念的。安全并不仅局限于是军事安全，而是军事、外交和经济三者的结合。问题是，哪一个可以增强美国在未来最广泛意义上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奥巴马总统从一开始就表明，亚洲地区，包括南亚、东南亚、东亚和东北亚，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因此，对美国而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区域。所以，我认为，奥巴马总统是在这种宽泛的概念下来定义亚洲地区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的。

    在我看来，这一战略呈现出的新特点是：它对亚洲采取了相对综合而全面的策略，尽可能地整合外交、经济和军事元素。

    我知道，军事方面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关注。实际上，尽管相比之前的预算，美国正着力削减未来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开支，但奥巴马政府之前已表明，不会减少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力量。所以，即便现在美国声称亚洲不会受到美国削减军事预算的影响，这其实算不上美国对亚洲新的军事承诺。

    相反，我们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看到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经济方面，美国设定在今年年底达成TPP，同时积极鼓励亚洲主要经济体，包括日本，参与其中。

    在外交方面，奥巴马总统参加东盟峰会，出访印尼、澳大利亚都有着重要意义。这一系列举措意在突出下面几个关键点：首先，美国认为亚洲的区域问题有着较高优先级别；其次，美国寻求在亚洲地区长期扮演领导者的角色；第三，美国有能力创造并且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在亚洲地区，美国为了确保其领导地位，虽然也在采取包括经济和外交在内的多元化的手段，但更多的还是依靠军事策略而非经济和文化策略。对此您怎么看？

    李侃如：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太平洋司令部确实是美国军事系统中最大的区域司令部，但它所负责的区域，人口占全球半数以上，地域上也最为广阔。所以美国在这一地区布置更多军事力量也不足为奇。

    美国在这一区域拥有军事同盟，并且建立了许多军事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一区域举行军演时，往往会有十余个国家参与，而不是仅仅几个前盟友。

    但我认为，美国也大量参与这一区域的经济和外交事务。正如我之前说的，我们把“安全”视为一个综合的概念。军事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但我们从不认为仅靠军事就足以实现“安全”这一目标。

    所以，你在问题中所提到的判断很明显是错误的。至于美国是否在整体的安全战略中过多地侧重军事战略，我想这很难回答，但我仍要强调，美国非常重视经济、文化在外交中的作用，这也是美国与各国交往所秉持的外交理念。

    美国最大的挑战来自国内问题

    《21世纪》：在您看来，美国希望在亚洲扮演什么角色？

    李侃如：我要评论的一点是，奥巴马总统强调美国致力于在亚洲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他并没有说美国谋求领导亚洲，这两种表述有很大区别。

    “领导亚洲”传达的信息是，美国的目标只是对亚洲国家发号施令，并要求这些国家领命行事。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目标。奥巴马所说的“领导者的角色”表明美国将积极参与亚洲事务，并鼓励亚洲国家，在贸易、政治、安全或者其他各方面，与美国一道共同寻求有利于区域发展的解决方案。

    换言之，美国将扮演积极的角色，鼓励亚洲在整体上取得良好的发展结果，而不是对这一区域发号施令。美国不具备，也无意谋求拥有这种能力。

    《21世纪》：美国在重返亚洲之后，在亚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是日本经济政治的停滞导致美日之间无法联手，还是中国的崛起对美国领导权的挑战?

    李侃如：我认为美国最大的挑战来自国内问题。在我看来，美国在避免大的国内问题上从来没有特别成功。当然，美国一大特点就是，当问题出现以后，我们总是能采取必要的变革，来应对我们面对的巨大挑战。这得益于我们灵活实用的制度机制，每次危机过后，所有的调整和改变都让美国变得更加强大。

    当前，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再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否做出必要的调整，有效地解决关键问题。

    美国眼下最大的问题显然是财政赤字问题。这一问题目前还没到迫在眉睫的程度，我们能够轻松解决目前的财政赤字。但很明显，除非我们现在或今后两年采取有效措施扭转事态，否则不出十年，这一问题将变得十分严峻。

    我想，关心美国在亚洲角色的人，都会密切关注今年的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并观察选举后，新的国会和获选总统能否有效消弭政见隔阂，切实解决财政问题。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想奥巴马总统提出的亚洲战略将极具可行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项战略就可能被弱化，可信度也大打折扣。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一战略最大的问题或挑战，并不是日本或者中国，而是美国本身。

    亚洲一体化应更多着眼于政治与安全

    《21世纪》：显然，在亚洲地区，中国和美国都要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您认为，中国之间有哪些共同利益点？

    李侃如：坦白说，我认为两国共同利益几乎无处不在。中美两国都希望亚太地区经济繁荣、和平稳定、消除疾病（如禽流感）、减少环境污染。各国都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获得利益，取得技术进步。

    在所有这些方面，中美两国目标应该极为相似。但我们所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两国缺乏互信。无法相信对方，也就无法顺利合作，也会造成双方消极解读正面讯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谈及两国共同利益，客观来说，我认为两国在这一区域应该有可能基本上达成建设性的、均衡的双赢局面。但问题是：我们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不是双方都想要的目标。因为目前我们需要更有效地解决两国由来已久的互信赤字。

    《21世纪》：您如何看待未来亚洲一体化的进程？

    李侃如：欧洲一体化相比亚洲一体化，历史更为久远。各国签订正式的区域间协议，拥有明确权责义务。

    欧洲一体化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迄今为止，一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经历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欧洲人强烈的希望避免战争。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缔约国自愿签订具有法律意义的条约。而欧洲一体化的完成尚待时日。其中一些措施，例如货币同盟，眼下正经历着巨大的考验。

    亚洲一体化近期才开始出现。20年前，亚洲的多边组织力量薄弱，数量也寥寥无几。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事情发生了极大变化，出现了大量多边组织，如东盟（ASEAN）， 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峰会（EAS）、上海合作组织（SCO），等等。

    但亚洲一体化仍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一体化进程目前主要集中于经济方面。亚洲一体化不是经由签订条约来实现的，而仅仅是通过贸易和投资。

    严格意义上的亚洲一体化应该不局限于此，而应更多着眼于政治和安全角度。所以亚洲一体化程度非常有限。

    从经济角度来说，亚洲在某些方面正处于一体化进程中，但并不是在整个区域范围内。所以亚洲一体化尚处于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