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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

李成谈中国未来政治发展

作者:《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贾敏报道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刚刚在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李成:首先,十八大产生的领导人具有新的特点。比如,教育背景的多元化,7位常委除了一位是理工科出身,其他人都有人文社科教育背景。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层面,这种教育背景的变化更为明显。

其中尤为突出的变化,是具备法律和司法背景的中央委员人数增加。李克强是北京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几位公检法系统的新晋中央委员,也都有完备的法律教育资历,法律基础相当扎实。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期待,更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制度能尽快浮出水面。

还有一点变化是,具有企业经营和管理经验的人数增长。在中央委员会层面,虽然人数增加并不明显,但其地位明显得到加强,包括几位金融界精英的当选。

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批高级官员将对中国未来做出重要贡献。同时我乐观地预测,再过5至10年,受过优质海外教育的海归群体或许也将进入中国政府高层,其占总人数的比例会比现在有所增加。而这还不包括参加过海外短期培训的干部。在某些部门,特别是在外交、金融、科技领域,海归群体已有相当的分量。

当然,施政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要看有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如何运作和发展。如何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之中,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或许是未来几年内的一大看点。

十八大的另一大看点,是上一届领导班子全方位的退出,给予新领导层更大的施政空间,这是一个积极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的举措。

不久前我在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参加了一场主题为“中国未来领导阶层前瞻”的会议,基辛格博士与我一同受邀讨论。我们在会上提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最鲜明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他们身上所凝聚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交融的人生经历。过去40年中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进程,他们都是最直接的参与者,他们经受过相同的磨难和砥砺,在困境中始终保有坚韧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使得他们一代人的执政风格,具备突出的果敢风格以及勇于突破的气质。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对毫无相似经历的大多美国观察家来说,是很难捕捉到的。

怎样让民众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理性共识,是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何在?

李成: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凝聚起新的共识。 怎样让民众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理性共识,是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

这一挑战出现的大背景,是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一年多时间放缓了增长脚步,外交关系上则面临新的地区性挑战,使得产生共识的需求和呼声变得更为急迫。这种共识的目的,是如何让中国的民众对中国的未来和前景更加有信心。

中国社会目前的开放和多元促进了思想和观点的流动和碰撞,这是好事情,但与此同时,社会共识不足。我觉得有必要寻求新的共识—这种共识不是去推倒旧楼,重建全新的思想大楼,而是更多地循着疏导、缓解的思路,鼓励常态化的思想和观点探讨,让理性、客观、前瞻,同时具备一定乐观成分的言论,充分地展现交流。

目前,在一些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更多充斥的是一种负面的看法和情绪,甚至是在西方语境里被称之为“不文明”的谩骂和诋毁,受害者从官员、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都有。这些方面的重新修复,与整个中国道德社会的重建大有关联。

我想,这种共识需要依赖的土壤,是健康健全的法律制度。

中国民众事实上渴望一种平稳温和的社会改革进程,而最好的操作途径,就是对法治建设的认同,因为法治所涵盖和保护的人群是最广泛的,从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到中产阶层和政府官员。看了十八大报告以后,发现内容比以往更强调法治建设,强调党的活动(以往是党员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形成共识方面,媒体是否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李成:微博和网络等新媒体目前在中国影响很大,总体是积极的。但也带来相当多的问题,比如网络谣言和不负责的失实报道,某些煽动性的语言暴力等等。因此健康、积极、理性的主流媒体报道,仍然是中国民主和秩序来源的可靠保证。

《瞭望东方周刊》:你又如何看待知识精英在这方面应承担的作用?

李成:借助不同的媒体平台和新媒体,中国当下,知识精英的影响力得到很大的拓展。但我对这种现象还是有所忧虑的—我忧虑的是,部分知识精英在公共空间中不负责任的言谈、观点,使之最终陷入迷失自我的境地。

当下中国需要公开的、理性的讨论,因为这是构建有效言论传播平台的基础,积极正面的有效交流能够抑制诸多负面因素的传递。我的建议是,知识精英在理性客观批评的同时,不能过度地夸大存在的分歧,不能沉溺于担任“异议者”所带来的虚幻荣誉之中。在中国转型期间,知识精英应担当社会转型沟通者的角色。

强调反腐是新一届领导释放的非常强烈的信号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名海外中国人和中国观察家,你最希望未来的领导层在哪些领域实现突破?有何建言?

李成:我想中国新领导层面临的最直接且最为急迫的任务,乃是要让民众重拾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过去一年多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股市不振,加之在周边领土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争端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这些投射到民众的心态之中,就体现出期待新一届领导人整治和重新启动经济发展提速的强烈信号。同时可以预见的是, 正陷入经营困境的许多中小企业也亟待中央政府采取相关措施伸以援手,或是厉行调整改革的举措,走出目前的困境。解决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转型问题,我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最紧迫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谈到了中国梦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逐渐形成和壮大的广大中产阶层,特别需要中国梦的支撑和鼓舞,他们构成了国家相关社会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和受影响群体。中国中产阶层在教育、医疗、住房、职业发展领域承受着相当的压力,最近几年被中国媒体不断聚焦。我们的政府如何帮助中产阶层实现他们的中国梦,实现他们对美好社会和个人幸福的梦想?这是对中国未来希望的一种有力支撑。 但怎样去表述,怎样去传递,也还是要费番思虑,要让这个庞大的群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保有信心, 并使这一群体未来有显著的增长。

中国政府具有庞大的资源和强大的动员能力,所以我相信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促进社会消费、解决社会问题、处理好经济难题,并维护社会稳定。但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中国部分政治结构和功能的滞后和失灵,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从政治发展中寻找听诊的可能。

此外,着重强调反腐是新一届领导释放的非常强烈的信号,我想这也是需要政府严肃面对的话题。 现在国内有部分人以为,反腐是一种大治的行为,出现愈大的贪腐渎职事件,中央迅速出手解决有效控制,使之处于可控的地步。但我想进一步地指出,政府应该让民众感觉到,中共的反腐工作,不仅仅是没有出现失控的极端情况,而是依然有一整套可操作运行的反腐机制来制衡腐败事件的出现,一定要有可靠的机制、可靠的法治模式,来整治腐败现象。当然反腐往深入走,一定也要和党内民主、强调依法治国联系起来。

我始终认为,中国出现或大或小的危机、问题都不要紧,但一定不能没有危机感。危机不是可怕的事,可怕的是没有真正的危机感和处理危机的决心和能力。从目前新一届领导人的表态来看,应可以期待大动作和大手笔。

西方媒体在看待中国政治时,常常把握不好所谓的度

瞭望东方周刊》:你与美国、中国研究界和政界多有接触,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和中国未来的?

李成:据我的观察,美国各界对十八大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极大关注,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内的政经和社会各阶层,都保持了很高的关注度。我想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商界、企业界关系极为紧密,中国也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双边及国际和地区性事务中有共同的关注和聚焦点,中国领导人的个性和执政风格,对美国的友好度等,都是美国人所感兴趣的。

另一个,是出于对中国如何选举最高领导人的兴趣。在普通美国人眼中,中国政治充满神秘,和美国总统大选动辄需要一两年漫长的选战营销相比,很多美国人是不了解中国政治的。

总体而言,美国主流舆论关注中共十八大的目的是试图把握中国政治的发展脉搏。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媒体在看待中国政治时,常常把握不好度,这既和美国新闻业对新闻伦理的认识与中国不同有关,同时也因为部分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抱有自大、自傲的心态,做出缺乏新闻严谨性的举动。

我曾经撰写过有关中国控烟的研究报告,被美国的彭博社摘用并失之偏颇。我觉得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媒体享有充分的批评权力,但前提是批评是基于严格的职业伦理和事实依据。

我一直在说,西方的媒体在接触和感知中国的同时,能否学会尊重中国,更了解中国,而不是被某些标榜的价值理念牵着走,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深思的。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用一句话来建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你会怎么说?

李成:我觉得摆在中国新领导层面前的,有危机,有困难,但也有机遇,更有梦想。这个时候的中国,的确到了考量领导人心智和勇气水平的时候,保有一颗乐观积极视危难为转机的心态尤为重要。

我经常观看国内的选秀节目如《中国好声音》,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所传递出的中国社会的正能量与活力。所以,我愿意用丘吉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我的观点:“悲观主义者在每个机会里看到的是困境,乐观主义者则在每个困境里看到的是机会。”

(作者为复旦大学青年学者、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