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与“一带一路”不是解决中国国内产能过剩问题的出路

2015年5月12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召开了“国际经济形势与政策展望”视频会，主题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前景、挑战与对策”。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前美国财政部驻北京代表、前世界银行中国及蒙古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通过视频连线，阐述了亚投行成立所面临的背景，并就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保障措施、与现存多边发展机构的关系、与中国国内的经济关系等四个话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杜大伟介绍，亚洲地区对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现有的多边发展银行在资金规模上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在运行上也存在官僚作风严重、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一背景给亚投行的建立提供了动力：面对亚洲地区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各方都期待一个更具效率的机构。

第一，就治理问题，亚投行可从现有多边发展机构汲取经验。以世界银行为例，它存在双层治理结构：一是常驻董事会，资金门槛较高，一年需至少7000万美元；二是管理层。在项目运行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董事会成员和高层管理人员的意见。因此，在一次关于世行治理改革的会议上，前墨西哥总统赛迪略就建议去掉常驻董事会，向管理层赋予更多的职权。基于这一经验和教训，杜大伟建议，亚开行可以考虑不设常驻董事会，向管理层赋予更多决策权。即使设立董事会也不必每次开会都到北京来，可以采用视频会议等方式提高效率。

第二，对于（保证项目顺利进行的）保障措施，杜大伟建议，亚投行可参考现有国际开发机构的经验，制定对环境的评估，以及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涉及的移民问题和相关的安置政策，项目关联的迁置政策、另外也要采用合理的采购和财务标准，而且还需要设立独立的评估。如何在这些保障措施的设置过程中避免官僚作风，加快项目评估进程，也是一大挑战。

第三，杜大伟表示，亚投行和现有多边发展银行之间存在着高度合作与高度竞争并行的关系。一方面，亚投行若想尽快启动项目，可以考虑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联合融资；另一方面，从长远看来，亚投行和这些银行之间也会产生竞争。杜大伟认为，在效率和成本上的良性竞争是有益的。亚投行的成功可加快现有多边发展银行的改革，并进一步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对于亚投行与中国国内经济的关系，杜大伟认为，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看作是解决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出路，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首先，即使亚投行在项目运作上非常成功，所产生的需求从规模上来说相比现有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只是杯水车薪。其次，亚投行的设立旨在帮助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在舆论上把它和解决中国产能过剩联系起来是很不明智的，会对周边国家留下负面印象。杜大伟强调，只有通过国内改革，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亚投行的设立和一带一路战略绝不能替代国内改革，只能作为一种补充。

最后，杜大伟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只是国际贸易的“硬件”，还需要“软件”—即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撑。所以，亚投行想要成功，必须与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同步进行。区域性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基础设施投资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以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让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收益。

Q&A:

Q：您对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的立场与看法。

A: 美国对于亚投行的反应是一个外交错误。在亚投行的讨论初期，美国没有给予一定的重视。当西方各国对亚投行的意见初步成熟、尤其是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前后宣布加入亚投行时，美国的反应缺乏足够的协调。目前，亚投行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有近60个国家申请加入作为发起国。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想尽快调整其态度，首先要转变对盟国的态度，由盟国来提出对亚投行的治理问题，然后逐步的转变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我认为，短期之内美国应该不会加入亚投行，但对未来美国会加入亚投行保持信心。

Q：习主席将会在今年下半年会访问美国，对美国加入亚投行是个好时机吗？

A：这可能还是言之过早，目前美国不太可能马上调整自己的立场，而是需要逐步的转变其立场和态度。但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的会面将进一步推动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是双边关系中最关注的重点，这也为亚投行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氛围。

采访于5月28日发表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DRF）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