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ward reimagined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LIVE

Toward reimagined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Sections

Commentary

上海离国际金融中心有多远

Douglas J. Elliott
Douglas J. Elliott Former Brookings Expert, Partner - Oliver Wyman

November 1, 2011

Content from the Brookings-Tsinghua Public Policy Center is now archived. Since October 1, 2020, Brookings has maintained a limited partnership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hat is intended to facilitate jointly organized dialogues, meetings, and/or events.

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目标,到2020年将上海建成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这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拥护。跻身于世界金融中心之列绝非易事,但一旦成功,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在地缘政治中拥有更加强大的“软实力”,创造大量收入不菲的就业机会。

上海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利于其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中心。实现这个远大的目标并非一日之功,但毫无疑问,上海至少将成为亚洲地区主要的金融中心,而且可能是这一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上海应努力保持自身优势,并且通过吸引国际机构和金融人才将其市场收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上海确实存在一些劣势,外加一些源自人们感受的消极认识,这都需要努力改进。上海应当化解或抵消这些劣势。同时,当消极的感受发生时,让外国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
       应该强调的是,上海市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且实施计划以加强其优势,改变其劣势。本文并非建议上海市政府摒弃现有计划,而仅仅旨在提醒上海政府在作者眼中几个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要点。这些要点是根据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和那些渴望成为金融中心的城市的经验教训总结而成。

发挥优势成绩斐然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中国发展迅速的巨大金融市场。

  毫无疑问,上海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有潜力成为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国际金融界深知,中国对资本和风险管理的需求已然非常庞大,并且发展迅速。如果大部分需求都需要通过上海得以满足,这将会极大地保障上海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甚至确保上海有潜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政府和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中国政府可以鼓励境内增长的大部分金融交易经上海完成。政府可以利用法律法规实现这个目标,例如,授权此类交易和活动主要在上海进行;可以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实现目标;还可以致力于消除有可能妨碍上海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法规、基础设施或其他壁垒。政府的鼓励与支持是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最大助力。

  ——已建成期货和期权市场。

  当今全球金融愈加依赖衍生品交易,而上海是中国率先开展衍生品交易的城市之一,在专业技能方面已经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而且,它继往开来的时机已然成熟,原因在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对衍生品交易监管日趋严格。中国固然不应当成为这一领域监管最为宽松的国家,但是,诸多剧变的确意味着它有机会接收那些因为监管而寻求转移的业务。

  ——上海充满活力。

  上海不仅作为中国的商业中心充满了机遇,而且具有丰富多彩的娱乐、餐饮和文化活动,对众多海内外人士极具吸引力。

  ——基础设施硬件建设成就斐然。

  上海近年来大力投入基础设施硬件建设,这有助于其实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它的众多基础设施硬件已经建成,许多是在世博会之前完工的。上海现在有两个世界级机场,一条高速磁悬浮机场快轨,正在建设的世界上最长的地铁网络(11条线路),六条不收费的高架高速公路。此外,京沪高铁也将带来诸多利好。

修补短板任重道远

  上海也存在不少劣势:

  ——使用复杂金融产品的能力有限。

  中国法律对于金融产品在市场上允许交易的类型相当保守。许多较为复杂的金融产品,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在中国境内禁止交易。这使得发挥上海主导中国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潜力较为困难。或许保守的监管措施有其合理性,但的确限制了市场增长的潜力。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绝非夸大其词,全球金融中心的繁荣得益于其提供全面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如果不能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就无法和伦敦或纽约竞争,因为那里的一切都非常高效。
       上海市政府清醒地意识到,需要扩展上海金融产品的种类和机构的经营范围,惟此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然而,这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决策,而上海市政府无权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中国已经在向上海发展所必须的方向上前进,但步履蹒跚,这有可能会使上海未来多年处于不利境地。

  ——全球范围内对人民币的使用有限。

  尽管这并非硬性需求,但在全球交易中使用本币对于一个金融中心而言受益良多。例如,美元的全球地位就使得纽约多年来从中受益。中国政府已经制定计划,循序渐进地在全球推广人民币的使用,但似乎进展缓慢,因此,中短期收益有限。

  ——政治决策过程不透明。

  不仅是外国人,甚至许多中国人都很难了解政府如何决策。他们很难辨别一项政策或重大决定何时或者是否会被废止。这非常重要,因为金融和政府息息相关,尤其是政府可以通过改变资本金、准备金和流动性的要求或其他政策措施而瞬间改变金融机构的整体成本。金融机构和市场可以应对某些不确定性,但是,决策过程的不确定性是它们难以应对的,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使得金融机构很难预估可能出现的后果。

  ——担心政治偏袒。

  所有不确定性中,最为堪忧的是某些监管和法律决策或许会受国内政治利益的影响,而无法体现广泛讨论的真实结果。当然,其他国家也存在此类问题,但外国人往往认为中国存在的风险更大,也许部分原因在于决策过程不透明。

  ——与北京的金融机构距离遥远。

  商业银行、综合银行和保险公司是资本和风险管理产品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对于投资银行而言,这些顾客更为重要。由于许多大型金融机构选择落户北京,因此形成了上海的劣势。或许京沪高铁将有助于减少这种距离感,但是,人们难免更信任私下经常打交道的客户,与他们的业务往来也更加频繁,而这种信任和业务往来不是偶尔出差所能建立起来的。

  ——是否使用中国法律从事全球交易举棋不定。

  金融合同中广泛使用和尊重英国法,使伦敦受益匪浅。美国金融法的影响力虽然由于业界对于在美国开展大量诉讼心存顾虑而有所削弱,但纽约获得的巨大优势仍需归功于该法律。中国合同法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大刀阔斧的修改,可能要等到多年以后,国外金融界人士才能完全适应使用中国法律从事全球性交易。因此,国际金融界人士往往倾向于在伦敦或纽约开展国际性交易。

  ——相关服务尚不健全。

  上海服务产业的专业度和发展水平还无法满足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需求。随着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市场力量会自然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和改进。

  ——需要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软件。

  要吸引优秀的金融专家来上海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2009年经济学人智库(EIU)的调查结果,上海排名第84位,表明上海有待解决诸多问题,涵盖空气质量、教育和医疗等关键领域。对于国内工作人员来讲,上海的房价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机遇显而易见,但仍需多方面的不懈努力才能成功。其最大优势在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强劲的发展前景。
       同时,上海还需克服诸多劣势。首先,有许多强大的力量依然倾向于既有的金融中心,从这个角度说就是“富者愈富”,金融集中化的力量将继续使伦敦和纽约这类老牌金融中心从中受益。其次,世界其他地区所接受的中国金融产品的类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

       作者Douglas J. Elliott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项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