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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从北京和上海审视美中关系

这次我访问了上海和北京,与许多政府官员、学者和美国企业家进行了对话。此行中,我深入了解了三大问题:如何应对中国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S&ED) 的效能、中国内部普遍认为美中相对实力正在迅速朝中国转移。

北京方面采取了多种有保护主义倾向的措施,中国境内许多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均反映对此极为忧虑。从北京方面要求中国各级政府购买使用本地技术内容的产品,到置某些外国公司于严重不利地位的监管决策,这些忧虑几乎围绕了所有方面。对于眼前困难的严重程度,中国美国商会(北京)的会员和上海美国商会的会员持有类似看法。两地的美国跨国公司均认为,整体而言,自身业务状况仍然良好(这反映了中国在经济刺激计划之下的强力增长),但对未来存在同样的担心。但是,在中国进行的讨论表明,它们在最佳响应方式这方面存在巨大不同。(北京)中国美国商会的会员公司认为肯定会出现艰难的、相对挑衅的响应,而上海美国商会的会员公司则认为,仍然有很大余地与各级政府进行沟通合作,从而改善这种状况。

5 月 24 至 25 日,一年一度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召开。美国派出了由 200 余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官员则更多。设立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最初目的是就潜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促进双边理解,提高美中关系的整体互信和效率。在推进这一核心使命方面,本届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几乎可谓毫无收获,原因有三:论坛一年只召开两天,除了为年度高层会议匆忙准备之外,其余时间并无其它活动;双方与会人员众多,这就意味着会就紧张议程进行广泛讨论,而不是针对少数核心问题进行深入讨论;韩国报导说朝鲜用鱼雷炸沉了韩国海军“天安号”军舰,这一事件主导了最高层官员之间的对话,他们的重点从深层战略问题转移到了“开战”上。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当天,我在《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无可否认,我之所以选择《中国日报》,是为了让美国代表团成员看到这篇文章,因为这是每天早上他们唯一能看到的英文报刊。)文中建议说:“每一届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都应该制定下一年的核心议程,并委任内阁/部长级特别工作组,在接下来一年内就该议程开展工作,并为下一届对话推荐议题。这样有助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实现其最初目标,即深入解决关键问题,增进相互理解。”此外,文章还特别推荐为 2011 年的对话制定“美中绿色科技贸易与投资倡议”。

但不幸的是,在刊发之前,《中国日报》的编辑未征得我同意就改变了文章最后一段的主旨和用意,极大地削弱了论点。《中国日报》同意在其在线版本中发表原文,但是木已成舟,损害业已造成,实难挽回。这就是在中国发表文章的危险之处……

与学者和官员进行的讨论凸显出中国广泛存在的一种感觉,那就是中国最近大幅缩小了与美国之间在“综合国力”方面的差异,现在在前进势头上占了上风。我曾在一本花哨的中国杂志的封面上看到罗伯特•佐利克,他摆出谦卑、恳求的姿态,封面故事题为《力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这种感觉由此可见一斑。从某种层面而言,故事情节并无谬误,但是中国的普遍观点却远远高出了根本事实。一些中国人认为自己已经大致能够与美国抗衡,但是未来几年内会有很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届时他们必然会感到挫败和失望。我觉得那不会对中国和美中关系有任何助益。

作者

李侃如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外交政策项目和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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