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附近的一间咖啡馆，我第一次见到了何怀宏教授。事实上，我这次是来见他的夫人邵滨鸿，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评论》的执行主编、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秘书长。我们想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之际讨论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她在北大任教的先生何怀宏陪同前来。
他送给我两本最近修订重版的书《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这两本书是他对中国历史传统系列研究的扩充版本，在其中他既聚焦于中国古代精英选举制度，又关注1905年以前中国治理结构的道德根基。
将近一年后，我才更深入领略了何怀宏的学识和学术贡献。2012年秋，我开始征求中国学者们的推荐意见，为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持、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的中国思想者丛书出版伦理学卷。令我惊讶的是，三位杰出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政治学家俞可平、法学家贺卫方、哲学家徐友渔都挑选何怀宏作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伦理学家。
上述三位学者，虽然具有不尽相同的学术领域、政治处境和世界观，却都把何怀宏视为中国最重要的伦理学家，这绝不是一个巧合。近三十年来，何怀宏把他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深刻把握相融合，源源不断地出版了多部广受好评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学术著作。例如，早在1989年，何怀宏就翻译了古罗马皇帝、斯多葛学派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沉思录》是一本不朽的伦理学著作，马可·奥勒留这本传世之作的第一个大陆中译本就是由何怀宏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该书至今已畅销50多万册。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通过原创和翻译的学术著作，在学术会议和公共论坛上的频繁演讲、评论，以及在纸媒、电视和社交媒体上的专题采访，何怀宏已然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这些活动改变了中国公众对道德困境的理解，在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这些困境屡屡见诸报端，引起巨大争论。何怀宏正与他的同仁一起把伦理学带回到中国话语中，就此而言没有谁比他的努力更有效、更有建树。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变化：红卫兵狂热、一代人在文革中失去教育机会、天安门悲剧、经济奇迹和紧接着的拜金主义的兴起、猖獗的官员腐败和由此导致的中共合法性危机，以及在古代文明中持续不断地、艰辛地寻找现代美德的努力。何怀宏不仅仅是这些非凡经历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在探索这些事件更深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及对社会道德准则的深远影响方面，他发挥着关键作用。
《转型中国的社会伦理》一书包括了何怀宏的一些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旨在阐明上述所有重要的问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本书不仅仅强调了伦理话语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越来越被许多人视为物质的巨人和精神的侏儒——的必要性，而且展示了一种创造性的努力，这种努力试图重建中华民族道德觉醒所必需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即使在海外，我们也将感受到重建中国信仰和伦理体系的重要影响，何况中国现在已经再次成为全球大国。
Commentary
Op-ed把伦理学带回中国话语
February 19,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