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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没有人知道:新冠肺炎的不可知后果会如何影响对中美关系的思考

新冠肺炎流行病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但新冠疫情最重要也最让人警醒的特点之一却没有得到许多关注。我们不仅在经历着日常的巨大变革,更是进入了一个未来愈加不可知的世界。

Paul Gewirtz

Director - Yale’s Paul Tsai China Center

Potter Stewart Professor of Constitutional Law - Yale Law School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 Brookings Institution

这种巨大的不可知性会如何影响人们对外交政策,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思考? 本文将探讨它对我们的思考、行动、写作的影响,以及对我们作为亲身参与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士的影响。

新冠疫情与不可知因素

宇宙中有许多我们不可知的存在。不管你相不相信宗教,谜团随处可见:从宇宙的起源,对善恶的理解,到天才、美丽、爱情背后的缘由。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多远离这些无解的问题。但即使是在我们的工作、家庭和公民生活中,通常也有许多我们在行动前所不知道的事情,其智慧常常就在于在有限和不完美的认知下采取合理行动的能力。

在外交政策的世界,尤其是危机之中,最优秀的领导者和外交人士毫无疑问所知甚广,但他们一般清楚自己认知的极限。他们在不完全的信息下也能采取行动,常常还是在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形下;他们谦逊,愿意聆听他人的想法;他们即使在这些艰难条件下,也能做出优秀的判断。

但新冠疫情在诸多层面极大地增加了不可知性。美国外交领域的决策者现在面临着一长串未知且常常不可知的因素:

  • 我们无法预测病毒的未来路径——即新的疫情爆发会不会发生、发生的话会在哪里出现。
  • 我们无法预测病毒治疗方案和疫苗的速度或是路径。研发出来后,在需求远大于供应的情况下又会如何生产、定价、分配?由于在我们目前的“无知之幕”下还没有既定的国际法则,如果只有一国或者少数几国研发成功,我们能不能避免重大的地缘政治冲突?
  • 我们无法预测疫情的经济影响。目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很大,但之后又会造成多大、多长的影响,会以怎样的形式分布?
  • 没有人知道抗疫策略会怎样永久性地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在家办公和充满侵略性、未经同意的监控,有着重大的隐私影响。
  • 没有人知道疫情更长期的政治影响。现任的全球领袖会下台吗?政治体制会不会发生变化——可能要么因为威权制度下的“秩序”会比民主制度下的“混乱”显得更优越,要么由于民主制度的透明比威权制度下的瞒报显得更优越的多?从医疗资源有限的脆弱国家向外的迁移又会对全球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
  • 类似地,没有人知道全球政治是不是会继续朝着互相分离的“民族主义”方向发展,还是说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会有一波全球合作和国际机构的复苏甚至深化。像欧盟这样的全球多边体制目前处境艰难。但在新的全球性流行病、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全球性危机持续的情况下,又会出现怎样的国际秩序或是混乱呢?
  • 没有人知道谁会在美国十一月的总统大选中胜出。新冠疫情极大增加了选举结果的不可知性。如果民主党预计的候选人乔·拜登当选,美国接下来的路径会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截然不同。
  • 没有人知道唐纳德·特朗普在选举之前这段时间会采取怎样的行动。为了提高他连任的概率,面对严重疫情的影响,特朗普总统的行动基本是不可知的——他自己本身就是个难以预测的人,在政治困难的局面下愿意冒巨大的风险。他短期内不可知的行动哪怕在他落选之后也可能会有持续的影响。

不可知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远远还未得到足够认可的是,这些高度不可知性正在影响着外交政策领域的人士——影响到我们的思考、写作,影响到我们作为亲身参与这个领域的个人。中美关系领域人士尤其受到影响。

显然中美关系在几乎所有层面都在朝着一个极为负面的方向发展。虽然在特朗普成为总统之前这种互相“竞争”的趋势就已经开始了,但在他任期间两国关系显著恶化。今日的中美关系达到了1979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

至少四个因素让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高度不可预知。

1. 第一,新冠疫情的变化会影响两国国力。中美的“软实力”和“硬实力”都受到不小的影响,但具体形式大多仍未可知。“硬实力”方面,医学和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和美国皆是如此。美国经济已到受到显著影响,还有恶化的可能,这对国家财政预算的冲击会限制军事和其他开支,直接影响到与中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积极推进的让中美经济“脱钩”计划的成功与否并不明朗,“脱钩”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后果也基本无法预判。

中国经济也受到疫情大幅冲击;虽然中国经济复工比其他国家要早,但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持续,尤其因为中国经济极大依赖于与其他受疫情严重影响国家的贸易投资往来。经济衰退会显著影响中国的军事支出、一带一路下的海外投资,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国际舞台上和在中美关系中)背后的民族自信。如果任何一国在有效疫苗的研发中“战胜”另一国(由于全世界多种疫苗实验的进行,这本身也无法预测),中美关系可能面临无法预知的紧张局势。

两个国家的“软实力”变化也高度不确定。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影响面临了互相矛盾的趋势:(1)由于最初对疫情的瞒报和仍在持续的“战狼”式外交,存在一个极为负面的趋势;(2)由于中国广泛提供了非常有用但部分劣质的防护服援助,以及中国外交人员时常直白地要求公开感恩,存在一个好坏参半的趋势;(3)由于习近平五月十九日在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建设性的发言,存在一个积极的趋势——当然这只是口头言论,但在过去更多由美国总统作为全球领袖而做出类似的发言。然而中国软实力的获益几乎马上就因为在五月二十二日大胆宣布的针对香港的新国家安全法而受损。

美国的“软实力”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世界舞台上的独特优势,但在特朗普任期间已极大受损,还因为他毫无准备而缺乏成效的疫情应对、再明显不过又丑陋的推卸责任给中国、缺乏国内国际的领袖气质、拒绝和其他国家合作、对世卫组织的粗暴回绝以及他日常诡异而矛盾的疫情相关言行而再度下跌。

美国在软硬实力方面仍然优势明显。但两国的实际国力和外界眼中的国力在中短期内从未如此不确定——这让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也高度不确定。

2. 第二,十一月三日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之间的总统竞选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但选举结果现在完全无法得知。哪怕在选举前几个月,我们都不知道两国间的敌对情绪会上升到怎样的地步,尤其考虑到特朗普总统试图将疫情责任推卸给中国,中国试图掩盖早期疫情瞒报的政治宣传,以及两国各自对对方挑衅的回应。

如果特朗普当选,他任下的政府对中国的敌视几乎肯定会扩散和加深,二十一世纪的冷战会愈加根深蒂固,军事冲突风险加大,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解决全球挑战的概率将进一步减少。美国会继续削弱国际机构,给中国扮演自称的“全球领袖”的机会。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执行大多仍会很混乱、无法预测,对中国有着深刻见解和丰富经验的专家和外交人士也会几乎全部被忽略。

如果拜登当选,比起任奥巴马副总统的时期,他必然会对中国更强硬——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中美现在在多个领域都是竞争者和对手。但和连任的特朗普比起来,拜登会对中美关系采取一种根本上不同的态度——拜登政府可能的策略内容和决策过程都会不同。他在对抗中国不公平的经济政策上会比较强硬,尤其是在影响到美国中产阶级的时候。同时他似乎认为中美经济互相依赖总体有益,如果同时美国能够大幅提高竞争力,对国内工人加以保护的话;他看起来也认为极端的经济“脱钩”则是不现实和有害的。

在一些问题上,他对中国会比特朗普强硬的多——比如人权问题。他也会与盟友合作以取得更大的议价权,让中国改变这些方面的行为。但拜登的中美关系策略会意识到特朗普所忽略的、与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合作的需要: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伊朗等地存在的核扩散问题。与中国的战略性竞争和对抗同时不能忽略或者破坏必要的合作。

最后,拜登对国际机构的态度是它们需要革新,而非全盘放弃;美国也需要重新采取一个受人尊重的全球领袖应有的行动,并得到相应的认可。拜登中国战略的具体细节当然还需要更进一步探讨,但其初衷会不同,政策执行的方式也应该具备前特朗普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统一性和外交重点。总之,十一月选举的结果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但选举结果目前还尚未可知。

3. 第三,习近平在中国内部的政治力量也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虽然中国问题专家常说中国并非铁板一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声音,但习近平在他一个人身上集中的权利大于毛泽东以来的任何人,也因此应负起早起对疫情瞒报的责任和后期似乎成功控制疫情的赞誉。中国国内的民意消化了这两种重大的事实,最后的总体态度仍不明朗,经济上疫情的影响也仍在变化。全世界对中国疫情间的行动和国际宣传目前相当大程度上抱有负面的态度,对中国不利,按理也应该是习近平的过错,这又会让那些认为习近平常常权力扩张过度、他的集权弊大于利的人更笃信于此。习近平的实际威望也因此不甚确定。

总之,伴随着美国未来政治领导层几乎完全不确定的状态的,是中方也存在的比寻常要不确定许多的领导层方向,这让中美关系的不可知性更进一步。

4. 第四,新冠疫情对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影响的巨大不确定性让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又显著地愈加复杂。在欧亚和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公共健康、经济、政治都处于混乱之中。这些国家会在危机中如何应对与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仍不可知,却会对中美关系本身也产生影响。如果按照预计疫情重击非洲和拉美国家,中美会如何处理它们的财政困难和债务危机等问题?对两国与重灾国的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不可知因素与中美关系领域的写作

这些巨大的不可知因素让投身于写作分析中美关系的政策专家的工作也变得复杂许多。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学家还可以继续阐释过去,为现在和未来提供分析工具。但其他人怎么办?

简单来说,政策专家通常会写三类文章:预测性、批判性、建议性文章。

预测性文章曾试图预测的问题包括中美会不会达成贸易协定、如果达成了协定内容 会如何,中美各自会如何应对香港的抗议,中美经济会有多大程度上的脱钩,等等。平时这些预测读起来颇有乐趣,虽然通常会预测错误,但也没有人统计。但今日的世界充满了极度不可知性,预测性文章就很难被称为证据充分的“专家”判断。任何具体的分析现在都显得毫无可信度。

批判性文章则从不同政治角度批评中美领导的言行。两国都给政策专家提供了不少可批评的素材,并还在持续。但今天,它们的价值显得比较有限。由于许多事实无法预知或是发生了改变 ,这些文章的事实基准变得很不明朗。中美政策的每个环节都和流行病学因素交叉,超出了我们的专长范围。由于美国正处于总统竞选之中,候选人的发言主要基于美国国内的政治考量而非外交政策,而我们的专长在于后者。第四,当政府官员面临普遍危机时,体制外的专家难以找到政府内的听众。加之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悲凉和非理性的阶段——比如美国总统发推特提到“疯子”中国人,声称中国在进行“全世界大屠杀”;中国官媒也发90秒动画攻击国务卿蓬佩奥,并配以漫画讽刺。作为专家,我们能写什么来“批评”这种和理智行为相差甚远的现实呢?

建议性文章为政策建言献策。这属于一种规范陈述——关注于应该发生的事情,而非预测未来或是批判过去。然而批判和预测通常也是建议性写作的一部分,因为最优秀的建议性写作着眼现实而非基于理想化的乌托邦,关注现实中可行的政策建议。

而现今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巨大不可知性让建议性写作变得复杂。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不知道十一月会当选总统的是谁的情况下,建议性写作整体都会受到影响。当然,建议性政策写作在大选年一般都会面临谁会胜选的不确定性;但今年的政治不确定性为专家写作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困难,因为大选涉及到一个独特地不符合常规的总统,中国成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建议性写作不再能假想“任何一个当选的总统”为受众,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因为新冠疫情独特的不可知因素尤为严重,选举结果更因为特朗普最初的胜选就打破了几乎所有民调的预测而显得愈加不确定。

专家们应该为任何当选的总统准备好政策建议,如果得到咨询也应为任意一届美国政府提供分析。但如果假设特朗普会连任,多数专家建议都会流于空想。这种情况下只能假设当前的政策和决策流程会持续,而多数专家对此都已大加批评。不管如何,特朗普和其高级官员也只聆听极少数外界人士的建议,所以大多数建议性写作都会找不到听众。

如果假设拜登当选的话,建议性写作则会有大的多的潜力。作为总统,拜登会制定自己的中国政策。按上文所述,毫无疑问他的政策会和特朗普的大有不同。拜登和他政府的成员会愿意聆听外界专家的意见,所以现在是进行基于拜登当选的建议性写作的好时机——提出美国到时应该采用的原则、政策和策略。但这种写作基于一种现在不可知并且可能不会发生的结果。此外,大多数政策专家通常会特意避免让他们的公开写作基于党派政治,很可能将建议对象描述为任何一位当选总统的候选人,但现在很难不提到拜登当选的假设前提。

尽管如此,进行如果拜登当选那么中美政策应该如何的建议性写作仍然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笔者本人也参与其中。但除了基于一种无法预知的政治前提,写作者也要认识到其他一系列复杂度令人震惊的不可知因素会影响未来的中美政策。最明显的是,目前还不确定的疫情医学路径和经济危机的程度会深远地影响拜登对中的政策。另外,目前中美关系已经达到如此敌对的程度,还仍存在持续升级的挑拨性言语和行动,有不小的风险会在2021年1月20日下一任总统就职前就发生涉及到台湾、香港或是南海的进一步冲突(包括可能的军事冲突),也会让如果当选的拜登总统在调整对中政策上受到限制。的确,在2020剩下的时间里仍然值得尝试的一种建议性写作就是让中美双方的专家一再强调这些巨大的风险,强烈建议双边克制,尝试通过媒体和政治施压来避免最糟的结果。

即使存在所有这些未知因素,我们也不能以沉默回应。中美关系专家应该继续写作,继续发言。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和身份。在巨大的不可知面前做鸵鸟状或是向对中美关系目前的悲观局势投降都不可取。我们必须基于已知,承认未知,继续写作,既要反映理想与也要关注现实。没有人应该放弃,哪怕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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