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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是生命,不是数

读了财新《新世纪》周刊“邵氏‘弃儿’”报道,不禁让我想起我在美国邻居的中国养女——哈娜。同时,哈娜的经历也让我再次反思,在中国,个人和生命对整个社会、对整个国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想起邻家女哈娜

哈娜与我的儿子同岁,是个湖南妹子,养父母是白人。哈娜两岁时,养父母把她从位于长沙的湖南省第一福利院收养,并带到美国生活。十多年来,我们看着这两个肤色相同,但性别、家庭、种族背景各异的孩子一起玩耍、上学、长大。现在,她/他们都已是大学生了。

与我同街的另一家邻居,也收养了两个来自中国的孩子,我所在大学系里两个美国同事先后从中国收养了三个女孩,我的老师和其他朋友也从中国收养了自己的女儿。过去二十年间,像哈娜这样因计划生育被“遗弃”、后又被美国夫妇收养的女孩已超过五万人。

看到邵氏“弃儿”的报道,由于同样是在湖南,震惊之余,我不禁想到,哈娜会不会也是“被”变成“弃儿”的?哈娜的父母如果读到这个报道,会怎么想?

或许,他们会想:难道自己辛辛苦苦收养并抚养成人的孩子,却有可能是中国基层官员从老百姓家中抢来的吗?如果是那样,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有义务帮助收养的孩子找到亲身父母?而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失去”自己的孩子?

应该说,在中国内地,与计划生育相关的恶性事件早已不是新闻。此前,各种血雨腥风的口号都为人们熟知。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进步,拆房、绑人的事件越来越少了,但以收社会抚养费为名,侵犯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又成了新的恶之渊薮。

湖南邵阳十多家人的子女被乡镇计划生育干部强行抢走,被当做“弃儿”,经由当地社会福利院卖到国外,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这些亲身骨肉被夺走的家人为此呼吁上访,也不是昨天的事,只是现在被财新《新世纪》周刊报道出来,才终于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

或许,对邵氏“弃儿”的调查,有可能不了了之(此地有过一夜就做出调查报告的先例),也可能最后找几个基层官员问罪。因为此事与计划生育有关,邵氏“弃儿”也使人重新审视造成这种恶性事件的政策因素。

然而我们不能不去看看该事件更广泛的社会基础。邵氏“弃儿”惨剧的真正社会原因,绝不单单是因为有一些人坏,坏人总是有的;甚至也不是因为一项过激的政策,过激的政策中国历史上不少,但多已被放弃与修改。

人,不是冰冷的数字

为什么控制生育的政策可以造成这么多惨剧?为什么这项政策迟迟不被取消?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支持生育控制的社会认识基础。

在这个认识下,人被看成是一个个冰冷的、可以计划调节的数,而不是有血有肉有亲人的生命。这就如同是战场上要杀敌人,首先要把对手魔鬼化,即把敌人不认为是人。这样出手就不难了,至少没有心理障碍。

数十年前,出于对当时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担心,一系列为配合控制人口的社会认识应运而生并广泛传播。其中就包括一些现在看来明显过时的说法,如中国人天生愚昧,只会生孩子;中国的资源与粮食供应只能支持七亿人口。同时,也包括一些事后被证伪的结论,如靠控制人口而不是改进技术与制度来解决环境污染,通过控制人口而不是发展经济来保障就业等。

归纳起来,这些宣传造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社会认识,即人口是个数,是分母。同时这个分母越小越好。过去若干年,由于对人均GDP的崇拜与追求,“人口分母论”更是得以发扬光大。支撑“人口分母论”的逻辑就是,为了集体、为了社会、为了未来,现在的个人和家庭必须做出牺牲。

作者

王丰

前布鲁金斯专家

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教授

复旦大学讲座教授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曾有重大调整和改变,唯一的例外就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控制政策。尽管1980年“一胎政策”执行之初,官方就明确承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但是,截至目前,有关部门还在强调,要坚持现行政策不变。

生育政策调整左顾右盼,迟迟不能起步,主要还是因为对人口增长的担心,出于对社会、国家等宏大目标而不是对家庭、个人的考虑。 三十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人口和经济发展都经历了历史性变化,唯独中国对控制生育政策的科学性和后果缺乏反省。

数十年来,正是由于人们对中国人口太多、资源太紧张、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等先入为主、深信不疑,继续把社会、国家与集体的目标凌驾于家庭和个人之上,坚信牺牲是必要的,才奠定了邵氏“弃儿”及以往无数次恶性事件的强大社会基础。

正因为这样,中国农村才会有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与骇人听闻的标语口号,才会有广西博白穿着迷彩服的队伍去挨家挨户拆房收抚养费,才会有浙江温州女计生局长敢把罚款对象当做“砧板上的肉”,恣意处置。

正因为这样,湖南邵阳隆回县才会出动230名干部,到一个总人口只有七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时妇女平均预期子女数仅为1.5的的高坪镇去“狠抓”计划生育工作。也正因为这样,这些被从亲人手中抢走的婴儿才会被统一冠以“邵“姓。

正因为这样,当中国“十五”、“十一五”期间人口实际增长数都低于人口计生委当初规划目标各50%,累计误差高达四千万人时,当中国人口峰值目标从16亿下调到15亿,甚至还会继续下调时,当中国生育率连续二十年低于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的世代更替水平时,有关人士还在强调“稳定”低生育率,难以容忍邵阳出生的那几个孩子。

在湖南邵阳等计生官员眼中,这些所谓“弃儿”和他们的亲属并不是活生生的人,只是被当成为了完成国家政策或人口计划的数。具体来说,被当成人口数了。当政府仅仅把人口看成一个数,并作为政绩考核时,所有的过激行为、对生命的践踏就得到了容忍与宽恕。

每个人都应自省

必须指出,邵氏“弃儿”是计划生育的悲剧,更是对人的生命蔑视与权利践踏的悲剧。问责绝不能止于基层计生干部、地方政府官员,也不能仅仅归因于过时的独生子女政策。相反,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相信人口只是个数字而非生命的人都应该反躬自省。正是由于把人视为冰冷的数字、视为简单的分母,这个悲剧才发生了。

邵氏“弃儿”与目前人们高度关注的食品安全、建筑安全、拐卖儿童等事件似不相关,但确有共通之处,即都触犯了人在社会中生活的道德底线。然而,当由政府强力推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可以不把人当人,只当成数时,尊重人生的社会道德底线从何谈起?谁会愿意生活在一个对生命蔑视、漠视,而不是敬畏、珍惜的社会中?如果要保持对生命的敬畏与珍惜,是否就应该从一个生命降临时甚至形成时便开始?

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诸多惨痛的悲剧,无一例外均是源于以集体与社会的名义牺牲个人与家庭。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跃进”运动,造成无数死伤与社会分裂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此名义下进行的。个人和家庭被撕裂了、被牺牲了,而社会和国家又得到了什么呢?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再一次确认,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十分缓慢,人口老龄化早已加速发展。据普查数据估算,全国中年夫妇中,有40%只有一个子女,而城市中年夫妇中,高达70%的只有一个子女。

然而,就在这种人口形势下,在讨论调整生育政策时,有些人还在担心所谓人口出生率的反弹与生育高峰,而很少考虑继现行政策又会造成多少个独生子女家庭。这种把人口当成是简单的数,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和个人的社会认识,仍在阻碍生育政策的调整。

或许,只要主流认识依然把人口当成数,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类似邵氏“弃儿”的事件就不会绝迹,因为它的社会认识基础还在。只要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不是家庭和个人福利,仍是着眼于控制人口总数和所谓国家或社会利益,中国的生育政策就很难调整。

11年前,我和儿子与哈娜一家专门去了一趟长沙,去回访哈娜被收养的那家福利院。哈娜的家长感谢福利院给了他们收养抚育哈娜的机会。而我们与周围的人则经常感叹哈娜的幸福与哈娜父母的爱心,敬佩哈娜父母对生命的珍惜与培育。

我诚心地希望,哈娜是被她父母因超生或其他原因而遗弃,而不是被计生干部抢来的“弃儿”。否则,她本来就不幸的生命开端就变得更不幸,更复杂,而她已经很幸福欢快的青年生活又会被罩上一层无法抹去的阴云。但愿是我多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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