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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式民主”的启动

六十年代初,有人请美国未来学创始人之一的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预测:“美国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纪初将有什么事件发生?” 以思维敏捷著称的贝尔如此回答:“在1972年、1976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4年 …… 将会各有一次美国总统选举。” 在当时,能够这样制度化、常规性民主选举的国家屈指可数,其中大多为西欧、北美国家。贝尔所表述的通过选举以取得权力和平过渡的政治运作揭示了预测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关键。

半个世纪以来,民主选举已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而逐渐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普遍实行的政治制度。东欧、南美众多国家的民主化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亚洲国家的日本、韩国也已建立了健全的民主体制。人口大国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巴基斯坦的民主选举又使全球人口的大多数都能享有“一人一票”的权利。尽管各国民主制度的健全程度不同,孙中山先生近百年前关于民主的著名论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政治现实。

然而,中国在过去百年探求民主的过程中充满了失败和挫折。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奇迹确实带来了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但让世界有目共睹的只是经济的飞跃,而不是政治的发展。国家领导人也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用温家宝总理的话来说,这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因此,探讨中国民主化进程事关重大。

经济飞跃、政治滞后

有人或许会说中共的权力转移也已逐渐制度化。每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和全国人大换届,每十年一次的最高领导人代际更替也可谓约定成俗。但是,中共的权力转移更多的是派系间的交易,或“黑箱操作”,而非选举的结果。中国政治发展的滞后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从国内层面看,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新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大规模城市化的副作用、社会老龄化、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不足、官员腐败盛行、中央和地方关系紧张以及民族冲突都需要更有效的治理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更新。

从国际层面看,一党独大的专制制度所造成的负面国家形象也成了中国发展的障碍。并且,中国目前还没能建立起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而这种价值体系是中国“软实力”必不可少的内涵。中国崛起后是否能获得二十一世纪的领先地位,最终将取决于中国能否达到世界公认的治理规范,包括政治多元化、开放、法治、人权、新闻和信仰自由、透明度等。正由于此,近年来众说纷纭的“中国模式”难有共识,更无定论。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不应仅仅是纯粹的经济模式。很难想像一个落后于世界潮流、政治体制弊端重重的国家仅靠经济实力能成为各国的楷模。没有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所谓的“中国模式”无非是国人夜郎自大的一厢情愿。相反,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中走出一条与经济飞跃相映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之路,中国必将让世界对其刮目相看。“中式民主”的启动将会有助于阐明何谓“中国模式”。

民主的普世价值

正是基于对政治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中共领导人及其智囊近年来不时提出有关中国民主发展需求的言论。从胡锦涛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到温家宝的“民主的普世价值”,从李源潮的“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到汪洋的“新一轮思想解放”,从中共理论家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到中央党校学者王长江的“探索中国式民主政治道路”,无不反映中国政坛的新思维。

关心中国民主化的海内外人士常常会问:中国精英的民主概念是否与世界上大多数人,尤其是西方人的民主概念相似。概念明晰对于中国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政治与学术对话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我们需要理解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建言者,如俞可平和王长江,回答这一问题的政治背景。他们中目前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应该采用多党民主竞争体制,也不认为中国应该走向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体系。

这样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即使那些对中国的民主化最为乐观的人也认为中国短期内便能建立起一个多党体系是不现实的。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有着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形式,必将而且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毕竟,英国式民主、日本式民主、印度式民主,墨西哥式民主、美国式民主在某些方面都各自相异。然而,他们都有制度上的分权制衡、政治选择权、宪政、新闻媒体的独立、确定的公民自由权。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它若想要被认为本质上是民主的,就必须具备这些共性。当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时,他意指民主对全人类都是好东西,不是仅对美国人或中国人而言。和温总理一样,俞可平明确而坚定地倡导着民主的普世价值。

对民主的希望与恐惧

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和公众现在倾向于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行政治改革。事实上西方民主成为一种成熟和可持续的制度、并实现“一人一票”这一最基本的民主原则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对许多当今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而言,民主或许带来更多的是恐惧而非希望。那些相信民主转型可能导致诸多灾难的人,对民主转型有着深深的恐惧。这些忧虑包括:另一场天安门悲剧,既得利益者特权受损,领导层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央与地方的冲突,网络谣言四起,煽动家的崛起,外国势力的反华阴谋,多民族国家的瓦解,大量贫民和充满怨恨的社会群体的暴乱等等。

从当局的角度来看,充满矛盾的中国经不起这种恐惧造成的紧张和可能带来的冲击。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观点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在一个像中国这样法治不健全的国家,推动民主选举将会是一场灾难。用他的话说,“如果党实行选举,中国共产党会分裂,如果国家实行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解体。”

如果中国当权者或大众认为民主会导致动荡甚至国家的瓦解,民主就失去了吸引力。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认为民主会削弱而不是促进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会对这样一种中国的政治未来达成强有力的共识。对他们中青睐民主的人来说,中国应寻找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成本走向民主的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在时间上是渐进的,在规模上可控的。这些政治改革包括了党内民主、基层选举和法治改革。

作者

渐进可控 - 中国模式与中式民主的结合点

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共党内精英对中式民主的思考与二三十年前经济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如出一辙。在经济改革中,中国从未采取其他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转型的“休克疗法”。 有序、渐进、可控是中国模式中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要特点。先农村、后城市;先乡镇企业、后私有企业;先开放沿海、再渗透内陆;先开发区试点、再各地全面推广;先经济快速起飞、再关注合理分配。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调整、修正、纠错、创新。

同时,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并没有轻信或者盲目崇拜完全市场化,或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在解决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许多弊端后,保留了国有经济中的一些有效成分,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行之有效的政府干预手段。基于同样的原理,循序渐进的党内民主似乎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最佳途径,中国民主政治试验也将从中国共产党内部启动。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政治精英开宗明义地表示党内民主不是目的,而是作为走向全民民主或宪政民主的途径。

党内民主的虚与实

海内外那些不赞赏中共党内民主的悲观者或批评者,则对中共官方的“民主热”不以为然。党内民主对他们而言,无非是对中国老百姓和外部世界的空洞承诺。中共高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愿意接受政治改革所带来的对权力的限制和特权的损失。批评者还认为如果不考虑多党体制,任何关于民主的讨论都将毫无价值。从中共1997年召开的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的概念已成老生常谈,而实际则为“雷声大、雨点小”,并无任何重要进展。

但那些对中共党内民主乐观其成的乐观者,却认为以党内民主为重心的中式民主已经启动。在去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四中全会上,党的领导层通过了实行党内民主、“党要管党”的有关举措。包括改进党内选举制度,规范选举程序、投票方式和候选人介绍办法,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严格把握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限制“第一把手”的权力,推行地方各级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加强对高级官员的财产审报和对配偶子女经商和移居国外的干部的管理,完善党的基层领导的直接选举,强调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

党内民主的有些举措已实行多年,如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在十七大时淘汰了8-10%的候选人。而这些被淘汰的往往是有高干子弟背景和口碑不佳的官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规章制度也在影响着中共官员待人处事的行为模式。但是,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十分有限。在更高层次的权力机构如政治局委员、省部级正职官员的产生从未经过“差额选举”。 当中共不改变其“党要管人事、媒体、司法、和军队”的情况下,所谓的“党要管党”显得有些“自欺欺人”。

“一党两派”- 中式民主的雏形?

对中共党内民主的批评和怀疑,尽管不无其道理,但往往忽视了中共内部积极和潜在的深远变化。中国当今政治最有趣的特点之一便是共产党已不再由一位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铁腕人物领导。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形成了两派非正式的联盟,他们分掌权力、集体领导。这两股势力为了权力、影响力和政策控制力而龙争虎斗。当然,共产党内部存在争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不同的是,如今的这种争斗己不再是赢家通吃的“零和”游戏了。同样有趣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用“党内民主”的概念来阐述共产党领导层内的相互制衡制度化的理念。

中共高层的这两个集团或联盟可以被划分为“平民派”和“精英派”。国内家喻户晓的“团派”和“太子党”又各自是这两大联盟的核心。他们之间的差别反映了中国两股社会经济势力在不同层次上的力量角逐。“团派”经常呼吁建立和谐社会,更为关注诸如农民、民工以及城镇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而“太子党”则更倾向于发展市场经济,维护企业家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这种现象可称为“一党两派”模式。

中国高层的这种权力对垒和轮替机制,可以带来健康的政治活力,从而防止任何一派用权过度。更重要的是这种政治机制不会停滞不前,而且这种不断变化的机制会使政治游说变得更加透明,派系政治变得更加合法,选举也变得更加频繁和真实。中国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快速增长中的中产阶级,还是不愿边缘化的民工阶层;无论是全球化时代成长的青年学生,还是数量众多的退休老人,都会更多的参与政治。媒体的商业化和网络革命也会使中国政治日益透明。果然如此的话,不难想像再过约10年到15年的党内两派合作共存之后,中国共产党将沿着平民派和精英派之间的界限分裂。主要因为这种制度演变的渐进性,这种裂变也许能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

在创造经济奇迹,成为经济强国后的中国人不会希望将自己同包括朝鲜和古巴在内的极少数落后孤立的共产主义国家归为一类。也不会容忍李光耀等对“中国人对民主体制不感兴趣”的侮辱。他们不太可能满足于在政治民主的大门前止步。中式民主成功与否将成为中国模式的试金石。综上所述,即将到来的中国式的民主变革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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