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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口红利仅剩三年

由于中国生育率较长时间保持较低水平,独生子女政策实行 30 年之久,社会上对中国人口变化和政策选择的讨论也日趋热烈。在这些讨论中,人口红利成为一个越来越流行的词汇。

粗看上去,人口红利不难理解,即由于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然而,由于对这一词汇的准确含义和估算方法缺乏了解,在讨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时,有很多误解,也常见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和断言。

  对人口红利的误解,一种极端是根本不认可这一说法,断言人口红利根本不存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其中不乏人口或经济学者)认为,人口多并不意味着可以带来红利。他们会问:中国历史上人口一直很多,为什么以前没有带来红利?如今世界上人口多或人口增长很快的国家比比皆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并没有享受所谓的人口红利?中国政府几十年来控制人口的宣传教育,不都是在讲人口越多越落后,而中国近年来历史性经济腾飞不正是因为我们全力控制了人口增长吗?同时,人口增长快的地方不也常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吗?贫困地区的家庭不也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吗?

  对人口红利误解的另一个极端,则认为人口红利不仅过去有、现在有,而且,在未来 30 年甚至更遥远的未来也会有。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把简单的人口增长或劳动力年龄( 20 岁 -60 岁)人口增长与人口红利划等号,认为只要人口在增加,人口红利就可以源源不断。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学者,也包括某些制定就业、社保有关政策的高级官员。这种认识的一个极端版本是 “ 人口红利与日俱增,不可替代 ” 。

  以上两种对人口红利的误解,均出于对人口经济学中讨论的人口红利的概念与计算方法不了解。

人口红利如何计算

  人口红利是过去 20 年间人口经济学界提出并验证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对 20 世纪后半叶诸多国家所经历的人口历史性变化的观察和分析。这一历史性变化就是,在 20 世纪,世界上众多国家的人口期望寿命翻了一番,人们平均生育子女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人类生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段时间堪与 20 世纪相比。

  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一般都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 20 世纪后半期,世界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爆炸性人口增长。按公元 1750 年时的人口增长率,世界人口每翻一番所需时间大约是 1000 年;按 1950 年时的增长率,则不到 120 年,而到 2000 年,仅为 40 年。也正是由于 20 世纪后半叶如此急速的人口膨胀,才会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从高死亡率和出生率决定的人口快速增长,转为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决定的人口低增长,被称为人口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增长,除了其对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还有一个历史性机会,这就是造成人口红利的机会。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会有一大批人陆续走完儿童、劳动年龄、老龄的生命历程。这批人处在劳动年龄时,便创造了人口红利的条件。人口红利泛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具体是指在给定的经济条件下,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的时间差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人口红利其实是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的经济后果。以往经济学研究主要考察人口总量与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此不同,人口红利研究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并不一定就有所谓人口红利。实现人口红利,一个简单条件就是这些新增劳动力必须能够就业、创造财富,否则,无所谓红利可谈。因此,在计算人口红利时,一定要把不是由劳动年龄人口变化条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剔除出去。

  一种估算人口红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带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的贡献。另一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注意,这里所使用的抚养比与通常所说的抚养比不一样。

  这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把经济变化的指标 —— 人均产出增长率 —— 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在假设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也即人口红利。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由于人口在 40 岁 -60 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一个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个更富有生产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远不限于增强体力,而更在于智力思维的开拓与使用。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同时,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 “ 源源不断 ” 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还有几年

  使用人口和经济发展数据对中国人口红利的计算表明,人口转变在中国过去 20 多年的经济起飞中产生了历史性的、相当可观的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腾飞与人口红利的产生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对经济发展而言,可谓如虎添翼。

  使用不同方法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所得出的结论是相近的。但是,由于数据与方法的不一,对中国人口红利的规模的估算有所不同。

  蔡昉、王德文等学者使用回归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中国 20 世纪最后 20 年人均收入增长的四分之一可归因于人口红利。美国学者使用类似方法得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是由于人口红利所造成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和东西方中心经济学家梅森和作者本人使用有效抚养比方法计算得出的结论是, 1982-2000 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约为 15% 。

  左图是使用抚养比的方法,对中国 1982 年至 2050 年人口红利的估算结果。 2000 年后的结果是通过预测中国未来人口变化(假定出生水平维持在 2000 年官方认定的每对夫妇平均生 1.8 个子女),和以 2000 年时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消费的年龄模式为假设模式而得出的。有效抚养比在 2013 年以前均呈上升趋势,在 1982 年至 2000 年这一阶段上升速度最快。 2000 年至 2013 年间(上图深色部分),抚养比仍呈上升趋势,但速度趋缓。 2013 年是一个转折点,有效抚养比在此后呈不断下降趋势。

  因此,由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即将竭尽,不久将成为制约人均收入提升的负面因素。如上图所示 ,由于人口老化,中国有效消费者人数将持续上升。人口红利即将在 2013 年由正转负。

第二个人口红利?

  以上所述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即所谓的第一个人口红利。计算这一人口红利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不变。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这一假设条件加以改进,提出了伴随人口老龄化有可能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论述。

  理解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关键,是生命周期财富的概念以及它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与第一个人口红利相比,第二个人口红利基于年龄结构变化对财富创造过程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加速资本积累,从而加剧经济的资本密集度,进而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在传统经济学中,人口因素对资本累积的影响是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来衡量,它假定储蓄率为常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概念拓展了新古典模型,将储蓄和财富都视为内生变量。

  然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生命周期财富总量的变化,并不等于第二个人口红利会自然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产生取决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是,随人口老化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市场,才能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从而产生人口红利。

  代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资本积累、转移支付或贷款。在这三种方式中,只有资本积累才可以影响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而其他形式的财富转移则不会。例如,如果退休人员的消费需求是靠家庭或政府发起的转移支付来满足,便没有所谓第二个人口红利可谈。这种做法能有效地在各年龄段人群间进行资源再分配,但它不能创造资本。而且这种再分配通常依靠政府税收政策来实现,而对就业者过高的税收反而会削弱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如上所述,人口老化有可能通过储蓄与资本积累带来新的机会,可能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但这绝不意味着人口老化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这是因为,建立有效、可靠的资本市场绝非易事。过去两年中,全球金融危机与众多退休基金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最好的警示。

人口老化与中国转型

  讨论中国经济转型,不仅要考虑未来经济增速、劳动者收入水平、资源依赖性、环境保护、贸易关系等,更要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依靠大批廉价年轻劳动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贸出口、来料加工为主的发展模式,无法长期继续下去。

  与 2000 年相比, 2010 年中国 20 岁至 29 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 15 %。在未来 20 年内,这个人群组的规模还会进一步缩减近 20 %。面对中国年轻劳动力人数的变化,中国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转向发展高技术、低消耗、低污染产业,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强化人力资源开发。

  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与老年人口的增加一起,会促使社会转型。这个转型会使一般劳动者的收入能够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也是一个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根本条件。普通劳动者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是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基本条件。同时,只有广大劳动者收入提高,家庭和个人才能不断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以适应转型后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

  这个转型也要求中国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与医疗体系。这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健康,也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行为。未来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现在的 1.65 亿,增加到 2020 年时的 2.4 亿、 2030 年时的 3.4 亿,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低生育率、家庭养老受到严重限制的环境中,如果住房、医疗和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均存在巨大或较大的不确定性,居民的消费支出很难有持续性增长。

   30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历史性机会与条件。目前,这个人口红利近乎竭尽,关键转折点将发生在 2013 年。这必将使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型更为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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