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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在案

中国模式需保持包容与开放

2010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一次研讨会上,发生了这样一段插曲:一位来自工会系统的委员公开指出“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已达18倍”,引起了在坐的几位国企老总们的不满。一位国企老总反驳说,去年我们是冲锋在第一线!如果不是我们的努力,GDP早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我们雇了这么多工人。当我们建完一幢房子,它帮助100个家庭实现了富裕。我们是人,不是神!但这番抱怨很快被相反的声音淹没。金融危机以来,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国有银行巨额贷款为支持,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这种刺激政策引起了担心,担心它过于偏袒国有企业,而把民营企业晾到一边。

众所周知,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模式凸显“英雄本色”,一度被外界看好,大有重现当年美国学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census)”风采的势头。而中国模式的核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获得了广泛共识。但两年之后的今天,这种看法却在慢慢发生变化,对国家干预的赞赏变为担心。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弊端、正在失败、不可持续”。是什么导致分析家们的态度与两年前相比有了如此大的转变?中国模式到底可不可持续呢?

【先驱语录】

李成: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够一成不变,要不断地去关注其他国家的发展,要取别的国家的长处来补自己的短处
郑永年:政府保持干预没有问题,这是中国模式的特点,但要保持平衡,政府不能取代市场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于胜楠 窦晨 发自北京

干预过度损害模式可持续性

《国际先驱导报》: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弊端、正在失败、不可持续”,怎么看这种观点?

郑永年:实际上现在是中国的政策出现了比较大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地方。中国模式照这样走下去挺好的,但为了有效抵御金融危机,政府加强了对经济干预,并且干预过度。中国除了财政和金融杠杆,还有国有经济这个杠杆,这些经济杠杠可以用来对付和克服金融危机,但使用过度的话,反而会产生内生的危机。4万亿一大半都跑到国有企业里去了,这就是过度使用经济杠杠的迹象。经济杠杆过度使用造成国有企业过分扩张、财政收入过高、货币发行过度,进而影响社会改革,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导致社会的激进化,结果打乱改革次序。

李成:我不知道这位专家是如何定义中国模式的,但是我觉得“存在弊端、正在失败”更多的讲的是中国的一些国家垄断的企业继续在往高度地垄断去发展,所以这也是他指出的中国模式不能持续的原因。但是我对中国模式有不同的解读,我认为如果用另外一种定义来讲,中国模式并不能讲是正在失败或是不可持续。我个人觉得中国模式从本质上来讲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在经济改革当中,中国从未采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转型的所谓“休克疗法”,而中国采用的是渐进的、有序的、可控的方式,这也是中国模式的一个主要特点。比如先让经济腾飞,然后再关注合理的分配。就像邓小平讲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某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在过程当中再不断地调整、修整、纠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是可取的,并不能说它是失败的。但是如果中国经济还是要往国有经济方向发展,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错误的解读。
  
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要看你如何定义。像我刚才讲的,中国的经济转型并没有走“休克疗法”,也没有很轻易地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对的,中国保持了它一定的政府干预。但是问题是有些过头了,尤其是最近两
年中,过头之处在于不是将市场经济化而是将高度垄断看作对中国成功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Q:目前对中国模式可持续性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李成:最主要的问题是在经济上错误的解读,把问题所在找错了,把成功之处看错了。中国的成功之处就是走向市场化,走向全球化。更多地运用市场经济的调控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保留了一定的国家干预能力。而现在的解读认为国家的干预能力是国家取胜的最根本原因,而没有看到市场化起到的作用更大。与此同时更多地强调市场干预。如今的央企变得越来越强大,与七八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这种极端的发展不是靠市场的机制在起作用,有的完全是靠垄断,尤其是通讯行业。它是排他性的增长,而这也是有危险性的。

保持平衡,政府不能取代市场

Q:面对这一问题,中国模式应该作何改进?

郑永年:关键是改变过度使用经济杠杆。限制国有企业的过分扩张,给国有资本编织一个“鸟笼”,平衡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财政收入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是花在大工程上,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收紧金融政策,限制货币发行等。
  
Q:但现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虽然逐渐好转,但金融危机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影响仍然很严重,危机警报并未完全解除,所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还需要继续坚持和完善。

郑永年:政府保持干预没有问题,这是中国模式的特点,但要保持平衡,政府不能取代市场。中国现在面临的是过度使用经济杠杠带来的社会危机而不是经济危机。所谓中国还需坚持现在做法来防止经济危机,这是为既得利益者说话。金融危机让既得利益集团得到巨大好处,他们是不会放弃的。政府要秉持公正,不能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如果被绑架,那么政府的政策其实就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传声筒。
  
Q: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如果停滞不前或倒退,中国模式就难以为继,怎么看?

作者

李成:对。改革是全方位的。举个例子,现在的利益集团,一方面是底层的利益集团经常在很多问题上表示异议。与此同时,上层的利益集团也变得非常强大。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不能引进一个比较健康的政治体制来处理社会可能发生的问题,我觉得这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从整体来讲我对中国还是乐观的。乐观的原因是因为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产阶级、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法制政策,包括媒体的多元化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可不可复制在于能否自我修复

Q:既然存在上述问题,你认为中国模式还是值得学习或复制的吗?

李成:其实所谓模式是要让其他国家来学习的,关于中国模式,这有两个问题:第一,强调中国发展当中的特殊性。我的理解是,中国模式不仅仅是渐进的,而且是一个包容的、开放的,是向其他国家学习的一个过程。而现在往往是自我陶醉于自己的成功之处,同时排斥向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学习的可能性,但又希望西方国家向中国学习。第二,如果真的如此特殊,那么其他国家如何学习呢。
  
中国这条路怎么走,因为这个模式并没有完成,还在尝试当中。在最近几年当中又出现了不尽人意的地方,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所以,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关键,就像我刚才所讲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在不断地纠正自身的错误,不断地在调整、修正、纠错和创新,在所有方面都需要有更多的互动和积极的发展。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因循守旧,骄傲自满都会带来更多的负面情况。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对和错的问题,而是如何来看今后的发展,中国如何以一颗平常心、认真的态度和健康的心态来看自己的成功与不足。

郑永年:中国模式是不是可复制,关键看中国能不能自我修复,能不能走出困局。一种模式,在一个阶段被人家学习,
在另一个阶段被人家放弃,都是有可能的。模式是个中性的概念,有经验,也有困局。对中国模式的未来作出乐观的判断是基于过去对中国模式自我修复的经验,当我们又一次面临危机,能不能自我修复?要知道,自我修复不是必然的,如果修复不了,肯定会产生更大的危机。

Q:中国马上将步入下一个五年规划,这是不是中国模式自我修复的一个契机?

郑永年:十二五期间是自我修复的关键阶段。我看了十二五规划公开的内容,注意到口号提了很多,但主体是谁,不清晰,是政府?是市场?还是社会?比如七大战略产业,谁来做?如果主体还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话,结果可能恰恰是相反的。
  
李成: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不仅是要强国,而且是要富民。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看到的是国家的大型企业会越来越有钱,但是国家对中国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贫民的支持和帮助以及政策优惠还是不够。所以现在只是听见一个富民强国的提议,但是政府下一步还有待观察。

不同模式可以取长补短

Q: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今年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印度的政治经济模式——他称之为“孟买共识(Mumbai Concensus)”——可能在未来战胜“北京共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范,怎么看这种观点?

李成:这个我认为还为之过早。因为印度还有他自己的很多问题。但是我认为讲某某共识也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时候非常奇妙的,就如同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多,就要搞计划生育,而反过来讲中国现在的老龄化很严重。而印度整个人口的年龄就很年轻。这也许就会给他带来一个优势。当然我认为现在讲孟买模式还为之过早,因为印度的问题太多了。不过它让我们看到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够一成不变,要不断地去关注其他国家的发展,要取别的国家的长处来补自己的短处。中国为什么成功,除了我刚才说的有序、渐进、可控,更多的是它的开放和包容。但是现在我觉得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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