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部的权力转移

编者注：中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解职和对薄熙来妻子涉入英国商人谋杀案的调查让中国即将举行的权力交接再度成为关注焦点。耶鲁全球在线通过一系列文章分析了中国的内部分歧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李成在上篇中对中国领导层的三个趋势进行了解析。

薄熙来，一个富有魅力但野心勃勃的政治局委员，他的下台吸引了无数眼球，而这不过是中国悠长的权力政治史上最新的一页。尽管如此，海外中国分析家普遍的观点因此事而变化极大。在薄熙来危机之前，许多人相信中国政治的制度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可以让即将到来的领导层交接如之前2002年那样平稳有序。现在随着危机的展开，很多人认为薄熙来的解职不过是另一次政治清洗，是险恶的政治斗争一般模式的重现。

这两种观点都可能是非常误导的，因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把领导层政治跟当今中国更大范围内的权力转移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分析家所面临的挑战是为最近的戏剧化事件底下的趋势提供全面、有理有据的评估。权力转移中的三种平衡的趋势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转移可以表述为“弱势领导， 强势派系”。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逐渐不再实行如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强人领袖统治，转向集体型领导。在中国第三、第四代领导层中，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过是“一把手”。他们权力的稀释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革命的经历做本钱，但主要是公众意见的改变和不断加强的制度性制约的结果。

例如，中国的博客批评胡锦涛，指他“不作为”，无论公平与否。一些著名学者甚至把他的两任期间描述为“失落的十年”。总理温家宝也被认为是“软弱”和“没效率”。这些批评也许并不代表大众的观点，但是它们仍然削弱了胡温执政的权威。由于未来的领袖习近平和李克强没什么政绩，还面临不断加剧的党内竞争，他们很可能比前辈更弱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集体领导。

集体领导自然地让派系政治变得更加动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现在的结构可以被成为“一党，两联盟”，两者相互平衡。这两派分别是由胡锦涛领导的“民粹联盟”，以及在江泽民时代出现的“精英联盟”，现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所领导。

“精英联盟”包括太子党和上海帮。太子党是有着高层领导家庭背景的领导人。而民粹联盟包括来自共青团的领导，亦即“团派”，是胡锦涛的权力基础。两派的政策优先考虑刚好相反。精英派倾向于强调经济效率和GDP增长，而民粹派坚持社会正义和社会凝聚力。总的来说，精英集团主宰着经济领域，代表着沿海地区的利益，而民粹集团主导党的各种组织，声称代表内陆地区所关心的事情。

党派政治在中国不是新鲜事，但也不再是成王败寇的游戏了。这两大阵营实力相当。他们在领导最高层内部平分席位，达到几乎完美的平衡。他们也赞扬对方的专业知识。近年来政治局两位冉冉上升的明星的陨落——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2012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便是“弱势领导，强势派系”的明证。党派领导会因为传闻而轻易被撤掉，但党派势力强大，不会被解散。取代陈良宇和薄熙来的领导跟他们的前任一样，来自同一阵营。

第二种权力转移可以被描述为“弱势政府，强势利益集团”。中国有着强大的财政和政治资源，但政府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例如经济不平等、通胀、地方债务增长、腐败泛滥、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公共健康无保障，还有新疆和西藏的民族矛盾。

国务院在控制省、甚至是关键国有企业上越发无效。“总理控制不了总经理”，这刻薄的话在网上流传甚广，总结了中央政府的弱点。两派间的矛盾容易让决策过程变得冗长和更加复杂，甚至可能在某个时候以僵局告终。

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中，利益集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例如，跟房地产发展相关的各种主体成为了最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用了十三年才通过了反垄断法，为什么上个十年的宏观控制政策很大程度上无效，以及为什么大家都看到的房地产泡沫会被允许继续增长。

也许最有争议的权力转移是第三种，即“弱势政党，强势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包括390万个基层组织和8千万名党员。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反对党，共产党似乎无法被挑战。但仔细阅读中共官员的言辞，可以发现有关合法性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感。200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公开承认，党内许多问题因为国内外的新形式而加剧，“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决定把党内民主形容为“党的生命”。

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党内民主，在过去三年里几乎毫无进展。其中原因有两：第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西方的招牌受损，让部分左派中国知识份子高唱中国一党专政的优越性。第二，阿拉伯之春让党的领导层惊心不已，害怕类似的抗议会在国门内发生。

中国在2009年花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经费几乎跟国家军费开支相同，显示了中国的软肋。加上薄熙来事件，党的声誉受损。近年来大量的资本外流，据估计来自腐败的官员，进一步显示了党精英缺乏信心。在此之上，自由派知识分子最近要求实施宪政，以及军队高官要求建立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党的军队，都构成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挑战。

中共内部的麻烦不意味着作为整体的中国的软弱。1989年天安门事件跟薄熙来危机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在薄熙来事件中，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几乎完全没有受扰。这显示了中国社会的成熟以及国家的实力。

尽管这些权力的转移给中国的管治带来了新矛盾和不确定感，但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应该把他们看作是鼓励发展。领导层中的党派之间的制衡、动态的利益集团，加上大家都认同中国是新兴大国，都可能是向民主转变过程中的因素。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观察家的焦点不应该只是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地利用法律程序来处理薄熙来一案，还有领导层在选择高层领导人和寻找合法性新来源的时候，能否大胆地采用新的选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