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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共同应对金融海啸的六点建议及其分析

全球金融危机看来好象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问题。可是如果从月球上看地球,地球上的问题太多了。 最严重的问题是气侯变化,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气侯变化的问题,人类将来就可能无法在地球上生存下去。

其次还有全球安全的问题,战争与和平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 相对于气候变化、全球安全,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更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从月球上看,地球上的资源没有变: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些地;金融资产虽然缩水一半,机器、大楼、厂房、设备、原材料一个都没少;我们需要的是找到一个全球合作方式来解决一些人为造成的问题。我觉得这次金融危机是一个让全球合作的好机会,如果连金融危机都无法应对,我们怎么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金融危机到底是什么问题?它在历史上一直都有,将来还会有,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的短期行为,美国、日本、中国都不能保证中央银行充分独立,不能保证实质利率永远维持在正值水平,不能保证合理的资本价格。传统经济学对资本价格的假设是很简单的,在微观经济学里,资本的价格当然是正的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剩余价值也是正的;资本的回报率在书本里总是正的。但在现实中,不是这么回事,有了通货膨胀,实质利率就可能是负的,资本的价格就不是正的了。

对资本价格的约束在金本位的情况下是比较简单的,但在美元纸钞时代却比较困难。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比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国际储备及基准货币更好的体制。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来要约束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美联储、日本央行、中国人民银行都应该意识到,它们需要独立,不管是民主政府还是其他政府,都有一个任期的限制。政府希望在任期内把经济刺激起来。将来出现泡沫了怎么办?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很好地回答及解决。这就是金融泡沫的根源。

美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在过去两百年中是世界领先的,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国家超过它。但美国政府也出现了短视行为,其宏观经济政策的致命的错误导致市场乱套,而且乱起套来比别的国家更厉害,因为它市场的力量太强了,衍生工具、次贷等通过非常有竞争力及创新能力的金融机构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被放大了很多倍。

当前和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不完善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低息信贷和扭曲的资本及要素市场价格;不连续一致的货币政策;对复杂金融产品(如,次级贷款和衍生金融投资工具)的监管存在诸多漏洞等等。

如果金融危机发生在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则可以通过从美国获得一张巨额支票来遏制这场危机。如果是发生在阿根廷,则可以通过政府宣告破产来解决。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债务要么是消失了,要么归属为债权人分摊的损失。与以前的危机不同的是,当前的金融危机发生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欧洲和日本),因此没有一个局外人能够签支票给美国来阻止它们的债务危机(也就是全球三角债)。现在,只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给其治下的各家银行开支票。而且,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的许多企业也不能够宣告破产,否则将造成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大量全球三角债务将继续待在美国、欧洲、日本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账上。世界将不得不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时间跨度可能从亚洲金融危机所需的三年到日本债务危机所需的二十多年)面对巨额三角债务。

建议1:应建立应急性的美元、人民币和日元三边货币挂钩机制

美国、中国和日本应致力于达成一项协议,在当前的汇率水平下,在美元、人民币和日元之间建立一套应急性三边货币挂钩机制。这对于遏制来势凶猛的全球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必要的。在即将来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各国的国内压力将自然引发竞争性货币贬值的趋势,上述协议对遏制这一势头至关紧要。实际上,应急货币挂钩机制将全球最大的三个贸易经济体带回到二战后以固定汇率机制为核心要素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至少在随后的几年内,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都将是遏制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在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引领下,世界能够消除大部分人为的、不必要的汇率风险和政治折腾。在当前中国和日本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如果美国愿意去支持这一计划,那么人民币和日元与美元挂钩在技术和经济层面是完全可行的。挂钩的唯一障碍是观念上的和政治上的,但这一障碍有可能通过新一届的美国政府实行更强有力的领导来克服。为什么不谈欧元呢?主要的出发点是因为日本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欧洲不是,如果中美日能谈成的话,欧洲也会加入的。

中国和日本是美国的最大债权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唯一的全球中央银行,发行美元作为有信用的全球储备货币。美、中、日三国国际收支的不均衡及其财富实力使它们能够在新的国际金融架构中成为强有力的全球领导者,前提是,这三个国家能够及时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和联盟,来保护中国和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以及捍卫美国在全球金融中的领导者地位。由于三个经济体的互补性以及它们的政治和历史遗产所具有的特征,这三个国家进行谈判协商的成本很可能是很低的。一旦这三个国家达成协议,对世界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美国单独处理这次危机是有困难的,它需要中国和日本的帮助,为其巨额债务提供短期及长期的资金援助。日本在处理债务危机方面有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如果日本不能稳定币值、控制国内债务激增的话,将使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雪上加霜。 中国有最大的持续增长的潜力,并且能够利用大量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放贷(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话),对处于危机中的其他经济体提供短期流动性资金支持,并在长期对美国国债提供资金支持,除此之外,中国还能提供全球经济复苏所需的信心。

传统理论认为,调整名义汇率能够矫正国际收支失衡。但以日本、中国和美国的经历来看,这种理论在识别造成失衡的真正原因方面存在致命的缺陷,因而其在现实世界中不起作用。中国出现大量经常账户盈余的真正原因是:首先,社会保障网络不够强大,鼓励的是私人储蓄而非现时消费;其次,在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中投入的包括资本、土地、水资源、石油、天然气、煤、电、矿产品、谷物等在内的要素市场被扭曲。由于受到价格管制以及产权不清晰,制造业出口产品实际上得到巨额隐性补贴。再次,国有企业在垄断行业占主导地位,但由于未能对其垄断利润进行有效投资,导致产生过度积蓄。因此,中国应当致力于持续的市场导向的改革以减少其经常账户盈余。而日本也应当致力于改革和开放其受补贴和保护的那些服务业部门,以减少其经常账户盈余。

调整名义汇率将仅对贸易平衡产生短暂的影响,但却会造成巨大的扭曲、高不确定性和大量的再分配,因为没有企业和家庭能够精准地预测汇率的变化。对比欧元出现前后欧洲家庭和企业的境况,我们即能明白这一点。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应当消除不必要的因汇率波动而产生的经济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消除伴随汇率政策变化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风险及成本。要实现实际汇率的调整和经常账户的均衡,最好是依靠(在稳定的名义汇率下的)工资增长和通胀而非依靠调整名义汇率。因此,在美元-人民币-日元三边货币挂钩的机制下,中国应该实现比美国更高的工资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而美国也应当致力于维持一个与其他国家相似水平的非负值的实际利率。

谈到外汇储备,我个人认为中国买美国外汇储备应该说是很合算的,如果买了其他股票,你的财富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就减了一半。正因为我们买了美国的国债,我们的外汇储备目前损失是很少的。你看美国过去两百年和将来的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它很可能还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它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最强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借此机会使中国自己的体制现代化,把美国制度的优秀之处吸纳过来,并且约束美国体制中不完善的地方,如政府面对选民的短期行为。

关于汇率,我比较同意麦金龙和蒙代尔的观点:汇率是货币的一个单位,你不能一天到晚动那个单位。而且,汇率的变化永远是一个重新分配的过程,不管是升还是降,它永远是把一部分人的财富分到另一部分人的口袋里去。弗里德曼宣传市场经济,我同意。但他把汇率当成价格,我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问题是,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都相信了教科书中汇率是价格的说教。我的文章写完之后给很多经济学家看,我说,如果我的观点能被接受,比当年美国登月还难。美国从宣布登月计划到实现登月花了十年时间。现在的经济学家“中毒”太深,把汇率当成自由市场的价格,这是很可惜的。

对中国在一个固定汇率情况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素市场价格偏低、扭曲。外国人都说人民币要升值,因为中国产品太便宜了。但我认为中国东西便宜不是因为汇率的问题,而是因为投入太便宜,土地、水、电、油、煤、劳动力价格都偏低。当然劳动力便宜情有可原,我们有很多所谓剩余劳动力还没有就业。但其他资源是非常稀缺的。但主要由于我们的产权界定不清楚、价格管制、官僚体系,包括地方政府拼命吸引外资,导致我们的投入价格太便宜了,中国成为了世界大工厂,高污染高耗能的大工厂,并补贴全世界的消费者。我们应该采取固定汇率,但应该在改革上下工夫,使得要素投入价格能反映其实际稀缺性的。如果只是人民币升值,国内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的浪费还会继续,如企业和个人还是会浪费水电油,地方政府还是给外资免费的土地,污染和高能耗问题还会继续。

建议2:应建立一个包括美联储、中国人民银行和日本央行在内的全球中央银行联盟

一旦对在美元、人民币和日元间建立稳定汇率做出官方承诺后,美国就应当努力帮助中国和日本实现人民币和日元的国际化,使它们成为除美元之外的国际储备货币。接着,美联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日本央行应当建立足够大且可令人信服的货币互换和储备库,以成为世界的最后贷款人。然后,美联储、中国人民银行和日本央行应当建立全球央行联盟,协调一致地领导与全球宏观经济运行、金融交易数据监测、金融机构监管以及危机管理相关的政策和行动。

相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巨额债务(数十万亿美元),中国大约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但是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则可以为受危机困扰的经济体提供大量的人民币贷款。由于中国自己利用自身积蓄的能力有限,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去帮助其他经济体,对中国是有利的。此举可以为中国在海外市场的贸易和投资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改革进程及其经济规模,人民币迟早将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必将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而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将为美国和日本金融行业的复苏提供良好的机遇。

建议3:应利用全球主权基金对重要的、有活力的跨国公司进行注资

全球央行联盟应当与各自国家的政府合作提出一个协调一致的计划。这一计划主要是通过整合流动资金储备,以及利用主权基金实行部分国有化或注资方案,来实施快速、系统化的救援,并对重要的全球金融或非金融企业进行注资。

美国、中国和日本的政府或其国家控制的投资机构可以联手成为一些目前正陷入困境的重要的、有活力的全球金融或非金融企业的消极股东或少数股东。这种为重建公众对市场的信心而采取的对国家信用的非传统化的利用方式,对于稳定资产价格以及缓解与此相关的通货紧缩压力至关重要。

政府介入金融危机的一个经典成功案例是,香港政府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成功介入。在香港恒生指数达到6,000点水平的时候,香港政府买下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蓝筹股公司10%的股份,然后在几年后当股指达到12,000点左右时完全出售了这些股份。

国家与市场都有其比较优势,这次金融风暴中很明显的一点是,美国运用国家优势太慢了,结果导致到现在还没有为三角债解套。美国金融危机我认为和过去中国的三角债类似。利用国家作为不会破产的主体,中国在十几年前非常巧妙地解决了其三角债危机。中国在处理三角债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社会恐慌,但通过市场化的债务分离,企业银行重组上市,三角债的问题解决了。
   
美国现在出现全球三角债,金融机构相互间不信任,使得全球投资者不敢投资、消费者不敢消费、厂商不敢生产,这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就是温总理讲的“信心”,但信心不能来自于市场,因为市场这时已经恐慌了,需要由政府提供,最有条件提供信心的是美国政府。虽然现在奥巴马政府上台提供了一定信心,但我觉得他们对政府公信力运用得不够,本来美国政府应该先把债务全部担当下来,将来再慢慢处理债务的价格,先恢复市场信心。

美国的市场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这点中国应该学。如果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可以坐下来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危机就会成为机会,中国有发展潜力,美国、日本过去的金融危机经验也非常值得认真吸取,必须要在处理短期危机的同时把长期金融泡沫的问题考虑进去,拿出一套比较完善的计划,哪怕计划不能实现,也应该通过这次危机得到透彻的理解、讨论,要有创新。

建议4:应营造一个可控的全球“工资与消费者物价指数适度增长”环境来应对全球金融动荡及全球经济复苏中可能出现的高通胀

金融危机之后泡沫破灭资产减值一半,但债务没有减值,消化债务就是把资产从恐慌价值提升到正常价值上来,需要一定的所谓通胀,但我不叫通胀,叫它工资与消费物价指数的适度增长。

全球央行联盟应当制定战略来营造一个全球范围的、可操控的、平滑的、个位数的“工资与消费者物价指数适度增长”环境,这对于推动全球经济走出当前的巨大债务危机是必要的。

可控的“工资与消费者物价指数适度增长”机制将鼓励当前的消费和投资,支撑房地产及金融资产的未来价格。这样做虽然在减轻债务的利息成本方面不起作用,但至少可以在本金方面减轻庞大的公共及私人债务的负担。

无论当前的公共及私人债务规模有多大,只要它是一个固定数额,并且世界经济能够在未来十年到几十年中维持稳定的介于5%~10%的通货膨胀率,这些债务都将是可承受的。

美国和日本需要工资和CPI增长(通胀)来消化它们的巨额债务,并维持其资产的价格。中国需要工资和CPI增长(通胀)来鼓励消费、减少过度储蓄,同时确保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现价可持续性增长。中国的工资和CPI增长(通胀)应当高于美国和日本的,这样中国的名义工资才能逐渐赶上美国和日本的水平。

建议5:在稳定的“工资与消费者物价指数适度增长”全球环境下,实施协调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例如,避免负实际利率)以保证家庭消费和企业生产活动的高资源配置效率

全球央行联盟以及各自国家的政府应当公布其“工资与消费者物价指数适度增长”的最小目标及最高容忍线,并在未来全球“工资与消费者物价指数适度增长”的环境下保障家庭和企业仍然能够高效配置资源的具体措施。

例如,薪酬和工资、雇员福利和存款利率应当与消费者物价指数挂钩,以确保家庭实际收入的适当稳定性 ,并最小化对资本实际价格的扭曲。

在未能及时上调名义利率来抵消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政策将形成负实际利率,而负实际利率将迟早产生新的资产泡沫。因而,在实施“消费者物价指数适度增长”政策的初期就应当将防御未来的泡沫考虑进去,以此来最小化未来商业周期的波动性。

在通胀环境下,货币政策有可能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造成巨大扭曲,这是需要我们处理的。我提出来的问题实际不是鼓励通胀,而是如何应对有可能出现的高通胀环境。在这通胀环境下保证我们关键的宏观变量合理,比如保证正的资本价格,我并不是鼓吹通货膨胀,而是说,当我们面临不可避免的全球范围内高通胀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实行一定协调,保证对中央银行的约束。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到解决目前的泡沫可能会造成将来更大的泡沫,我们在解决现在的问题过程中一定要避免为将来制造更大的泡沫。

但央行独立性本质是个政治问题。央行都是代表国家利益的,不能改变这点。但我们需要向前看,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功实际上就是在约束国家主权,中央银行怎样印钞票无所谓,可以通胀但不能造成负利率,因为负利率有外部效应会扭曲资源的有效率配置,对你自己不好、对别人也不好,特别是美国的负利率对全球都不好。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进行适当约束,就是对国家主权中的一些部分有所约束,这与世界贸易组织约束一个国家的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是相似的。周小川行长的几篇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元只管自己不行,你是全球储备货币啊,需要有约束。

建议6:实施协调一致的税收减免及公共开支计划,启动全球经济复苏

当失业率相对于各国的经济状况显得过高时,全球央行联盟是无法实现“工资与消费者物价指数适度增长”目标的。基于此,各国政府应当通过尽快实施尽可能大的一揽子财政激励措施来启动经济复苏和拉动就业引擎,其中应包括大幅度税收减免和公共开支计划,直到“工资与消费者物价指数适度增长”率达到5%-10%。

除了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和绿色能源外,政府还应当实施扩大名义收入的政策,诸如减免个人支付的社会保险和养老基金、暂时减税等临时补贴政策,以增加名义收入,这些名义收入的增加是启动可持续且可控的“工资与消费者物价指数适度增长”环境的基础。

考虑到金融危机时期政府制造大额财政赤字的可能性,各国政府理论上可以通过匹配支付的方法来实现名义工资的加倍,即无论私营部门支付给工人多少工资,政府同时都支付同样数额的津贴给工人。政府还可以通过投资那些造福子孙后代的重点基础设施工程来雇佣大部分的失业者。

实施协调一致的税收减免及公共政策计划,启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这方面全球都在做,重点是创造就业,只有就业充分才能使得工资上涨,如果很多人失业怎么可能涨工资?如果涨不了工资怎么可能让房市股市价格上涨呢?我们实施财政政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就业,使得社会充分就业,然后使工资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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