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main content
文章

从结构与制度视角解释中国汇率政策和外部经济失衡

  一、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和世界经济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中的失衡已众所周知:美国在近25年一直保持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经常账户赤字,在2006年,经常账户赤字达857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5%。美国巨大的赤字主要通过日本、中国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来支持及获得融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2006年全球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达到了一个新高:18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9%。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07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也成为了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者,达3536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所持有的6488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货币自1994年至2005年一直紧钉美元,自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美元,改为参照一揽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但从2005年7月到2007年3月人民币只升值了7%

中国全球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的迅速增长和低速的人民币升值引起了华盛顿的强烈抗议:中国应该提高人民币的价格,以减少其全球国际收支项目顺差及与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在2007年3月28日国会听证会上,坐落在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Morris Goldstein指出,中国的货币相对于美元被低估了40%。他建议中国应当立即实施人民币升值10-15%的首期政策。

        我的观点是:华盛顿精英所提出的单方面关注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方法对调整中国贸易不平衡现状并无帮助。如果所提出的建议对中国有利,为什么中国没有早采取他们的建议呢?是什么阻止中国决策层做那些对中国、美国及世界都既有意义又重要的事情呢?华盛顿的精英分子真的仔细考虑过中国决策层所面临的困难么?还有,正如摩根斯坦利的Stephen S. Roach在2007年3月28日所说的:

        “在国会中的每位代表应该扪心自问一个很重要的假想问题:如果你成功解决中国货币调整的问题,但是发现三四年后加在美国工人身上的压力更大了,你会怎样想呢?”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阐明在中国汇率政策辩论中的模糊不清之处,并指出中国汇率灵活性的真正障碍。我认为,在中国汇率及全球失衡的问题上,中国、美国及世界能够找到双赢的解决办法。但是这只能建立在互相理解对方所面临的困难及互相帮助的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美当前经济关系可以比作战后美欧经济关系,那时马歇尔计划的制定就是为了帮助欧洲经济复苏,同时实现美国和欧洲人民的双赢。美国财政部长Henry Paulson近期在上海作的题为“中国金融市场的成长与未来发展”的演讲就可以比作对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草案(或者更精确的说成是“Paulson计划”)的前奏。我深信马歇尔计划的精神如果被应用于中国,会比当前华盛顿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及贸易问题施加压力更有意义。事实是,如我后面所要详细描述的那样,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空前的挑战与机遇与战后欧洲的重建并非完全不同。没有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合作与帮助,中国很难克服在经济、社会、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挑战。

        简单地说,中国今天的主要挑战是发展有效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并通过这个体系有效、和谐及环保地雇佣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社会过剩资本(过剩资本目前表现为中国持续的经常账户过剩及不断提高的外汇储备)。中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都存在一个特殊问题:就是过剩劳动力和过剩资本共存。虽然中国目前人均财富存量相当低,但它事实上却拥有过剩资本并向美国等资本存量大国输出,从而为这些国家的过度消费提供融资。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根本问题,而不应该让人民币汇率问题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为什么中国的剩余资本没有用来雇佣其剩余劳动力,并以此带动中国工人工资、收入及消费的增长呢?如果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动力的共同作用可以在短期内发生,那会很自然地降低中国与全球的经常账户顺差并带来实际及名义汇率的升值。很遗憾,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通常不研究这类再基础不过的剩余生产要素问题,因为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是没有剩余的。在新古典生产函数框架下,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而创造产出是没有交易成本的。西方学者将过多的注意力集中于价格、利率及汇率对市场失衡的调节作用。但在中国,隐性的交易成本是市场经济改革前后增长和繁荣的最大障碍。

        二、中国不断增强的出口竞争力的根源是什么?

        鉴于交易成本的概念在解释中国货币诸多问题时的重要性,在这里对其进行清晰的阐述是非常必要的。与由市场供求决定生产成本不同,交易成本是人为产生的,并由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决定。比如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禁止个人和私企参与对外贸易和投资,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及投资的交易成本被人为设定在禁入性的高水平上。

        交易成本虽然有时是隐性的,但它也是经营中实际成本的一部分。当交易成本高时,会增加经济活动的总成本从而减少了经济的竞争力。在1979年以前,没有国家担心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尽管那时工厂里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每月24美元(当时官方汇率为1.5元/美元),而现在农民工每月工资已经达到120美元(2006年汇率为8元/美元)。

        显然,低工资并不是解释中国当前出口竞争力增长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许多地方工资要比中国低,而中国的工资水平也在稳步增长,尤其是技术工人,为什么外国的投资者仍然喜欢在中国投资呢?很明显,这并不仅仅归因于较低的劳动成本,中国不断下降的交易成本和不断扩大的市场起了更大的作用。

        不幸的是,参加美国2007年3月28日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的专家,在分析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时候,很少触及到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对此发挥的作用。Stephen Roach明智地提出了“中国的竞争力不止来自低估的货币,也来自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的采用及对人力资本和基础研究不断增加的投资”。他正确指出了除货币以外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的许多其他因素,但是Roach还是遗漏了中国出口和外商投资部门交易成本下降这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以供应链管理技术和跨国公司体制为特征的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对中国出口和外商投资部门的影响非常显著,其中一个重要结果是导致交易成本下降。信息技术革命之后,运用供应链管理技术的香港贸易公司能够从世界各地一大批商品中辨识出消费者喜欢的产品。他们也能够通过供应链从世界各地找到各个零部件的低成本供应商,包括在中国的供应商;并与他们签订可靠的协议,在世界各地生产相关零部件,并在最佳的地点组装最终产品,然后把产品及时运送到海外,包括美国。这些现代化的供应链体系得益于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内现代化的物流体系。事实上,国际供应链管理大大降低了从中国出口的交易成本。

        不幸的是,国际供应链体系对于中国进口的作用还不像对中国出口那样有效。中国出口只涉及到国际供应链的一小部分,通常为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利用中国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和生产设施的供给,出口商现在可以很有效率地进行这部分生产过程。特别是,出口商不需要担心消费和供应链运营的融资问题,因为这些融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纽约、伦敦和香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市场解决。

        通过国际供应链系统进口到中国的交易成本则是非常高的,供应者不得不先发现消费需求然后寻找低成本的生产者。中国的消费者需求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中国缺少有效的消费金融,缺少有效的社会保障,缺乏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体系,个人消费所需的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较差,环境保护监管与实施乏力,产品质量监督的制度欠缺,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等。而这些影响中国消费的各种因素都在国际供应链体系控制之外。因此,国际供应商在出口到中国时面临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国内经济结构及制度改革挑战正同时限制中国进口的增长,这才是中国全球贸易产生经常账户持续盈余的根源。

        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尝试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即由出口导向转变到消费导向,但他们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我将在本文后面讨论这一点,但我想再次强调单纯依靠汇率变化将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进出口的交易成本不对称这个现实时。

        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可以因汇率的改变而直接受到影响,但汇率变化对交易成本却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在我看来,由于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的影响,中国出口的交易成本将在不久的将来继续下降,这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即使劳动力成本因为人民币升值、通胀和其他原因而上升也不能改变这一结论。换句话说,如果考虑快速下降的中国出口交易成本,我在本文第一节引用的Stephen S. Roach的假想可能成真,让我们再次回顾他的表述:

        “在国会中的每位代表应该扪心自问一个很重要的假想问题:如果你成功解决中国货币调整的问题,但是发现三四年后加在美国工人身上的压力更大了,你会怎样想呢?”

        中国劳动力的成本目前依然远比美国低,再加上不断降低的中国出口交易成本,如果竞争力只取决于总成本,包括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日后美国将怎样与中国竞争呢?这是一个所有发达经济体都要面临的挑战,包括美国、欧洲、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在发达经济体一方,秘密在于通过向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地区外包以减少总成本及提高生产率。香港、美国、日本、欧洲的跨国公司已经非常成功地与低成本经济体整合。他们很少抱怨中国的汇率,而更加重视在中国经营的隐性成本,选择关注如市场开放、监管透明度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总而言之,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很可能会更强大。为了实现中国贸易平衡,应该在降低进口交易成本上下功夫。由于进口的阻碍最根本的是隐性的交易成本,而不是价格,所以,对平衡中国贸易这个目的来看,汇率的调节不如减少进口阻碍更有效。

        三、中国的名义汇率是否存在一个“恰当的”或“正确的”水平?

        在上一节中我强调了交易成本对一国竞争力的重要性,以及汇率尤其是名义汇率的不重要性。不幸的是,在公共政策讨论中,汇率尤其是名义汇率往往被认为是影响竞争力和贸易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误导。下面将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我们要问一个很基础的经济学问题:什么是名义汇率的“恰当的”或者说是“正确的”水平?许多经济学家会指出:“购买力平价汇率(PPP)”是“正确的”名义汇率的一个可能是最好的参考标准。这个假想的汇率标准由同一物价原理推出。假设我们分别在中国用人民币和在美国用美元购买同样一组商品,购买这同一组商品所需要的人民币数量和美元数量之比就是购买力平价汇率。

        这一购买力平价汇率作为名义汇率的参照标准显然是很有学术价值,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和美国选择完全相同的一组商品?如果找象电脑、照相机这类可贸易商品,那是很容易的。可是,如果我们只用可贸易商品计算购买力平价汇率,那么很容易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名义汇率下,同一组可贸易商品的美元或人民币的价格在各地应该相等。比如:你分别在上海和纽约购买一台戴尔笔记本电脑,你用在上海花费的人民币价格除以在纽约花费的美元的价格就应该是或接近8元/美元。如果有差别,那么应该小于笔记本电脑在两地之间的运输及交易费用。如果发现不是这样,那么有人就可以在两地之间倒买倒卖戴尔笔记本电脑而大大获利了。

        这里暗含的意思就是只要中国维持自由贸易及自由市场价格,由于市场上套利交易的存在,中国的任何名义汇率水平都会与基于可贸易商品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大致相同。换句话说,那些宣称中国名义汇率被低估的说法在经济学逻辑上是不通的,除非他们所依据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在计算时包括了无法套利的非贸易商品。

        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创立了一个“巨无霸汉堡包购买力平价汇率”,麦当劳的巨无霸当然是非贸易商品。根据这一周刊的说法,在2006年,当中国的名义汇率为8元/美元的时候,在中国买一个巨无霸汉堡包要花10.4元人民币,而在美国要花3.15美元。因此,“巨无霸购买力平价汇率”就是10.4元/3.15美元=3.3元/美元。如果以“巨无霸汉堡包购买力平价汇率”为基准,中国当时的名义汇率8元/美元就偏离了60%。

        那么为什么巨无霸汉堡包在中国要比在美国少花60%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非贸易商品的价格,比如生产汉堡包的雇佣劳动力及店铺租金的价格由于不可套利,在中国要比在美国低得多。因此,由于中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人民币名义汇率较之“巨无霸汉堡包购买力平价汇率” 被低估应该在预料之中,并且也很平常。事实上,以“巨无霸汉堡包购买力平价汇率”为基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名义汇率都同样被低估了。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要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一个国家的名义汇率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学者们常常对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理论上定义“恰当”或者“正确”的名义汇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有用的学术及政策问题是:为什么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工资和租金这么低?为什么中国的工资与租金不按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尽快赶上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看

        一下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与制度制约,尤其是农村大量的剩余或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和民工。我将在后面对这些问题作深入分析。

        四、名义汇率变化在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有什么不同?

        尽管定义汇率的“恰当的”或“正确的”水平很难,但分析汇率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必要的。短期内,名义汇率的变化将会立即在进出口商中间重新分配贸易财富,从而马上影响到进出口商的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很多政治家受利益集团的驱使要打“人民币汇率牌”以此赢得在选举中的选票。但是对于靠市场决定工资和价格的个人和公司,在汇率变化后,他们暂时的得失将在竞争的市场调整过程中消失。下面的例子将说明这一经济原理是怎样起作用的:

        假设明天中国采取措施让人民币升值15%,那么这将马上将大量财富在进出口商及海内外消费者之间重新分配。短期内,将人为地使中国出口商竞争力减少15%,而使进口商的竞争力增加15%。然而,人民币升值15%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止于此。许多出口公司会面临倒闭,并可能导致中国的通货紧缩。为了简化我们的假想案例,假设对应人民币升值15%,中国的通货紧缩也为15%。通货紧缩以后,工资和其它成本就都会减少15%。这时,出口公司将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来弥补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并重新获取竞争优势。对于中国的进口商来说,在通货紧缩以后,消费者的收入将降低15%,这也就抵消了升值带来的15%的购买力增长。显然,货币名义汇率的重估会短期内影响进出口的收入分配,但在经济调整以后,将不会对进出口各方的竞争力产生长远影响。

        现实当然要比以上的假想案例复杂得多,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参照日本的实际经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曾经允许货币稳步升值,但对减轻日本国际收支项目顺差影响很小,却带来了日本十年的通货紧缩。如果日本九十年代保持名义汇率不变,那么在那段时间日本将很可能面临通货膨胀。实际上,日元大幅度的升值不仅消除了通货膨胀,甚至需要通货紧缩来补偿日元的过度升值。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斯坦福大学Ronald McKinnon教授在对日本的汇率政策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的通货紧缩进行深入研究以后,建议中国保持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原因。诺贝尔奖经济学家Robert Mundell也表示了与McKinnon教授相似的观点。

        很明显,关于名义汇率的改变会对经常账户的平衡产生长久影响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名义货币的贬值来获得真实持久的竞争力,那么经济增长和发展就会很容易,许多发展中国家早就应该通过实行贬值而现代化了。我们从现代经济学原理和现实的社会经验可以知道名义汇率只是国内物价水平的一个基准。名义汇率的变化对国内物价水平(相对国际物价水平)会有显著及长久的作用,但不会对竞争力有持久的影响。持久的竞争力决定于要素成本、交易成本、技术进步、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以及其它实实在在的经济变量,但不取决于名义汇率。还有,我们应该认识到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受名义汇率水平的影响很小,其反映的是一国资本的剩余与净出口及其相应的储蓄、投资和消费行为。

        五、为什么中国应该实行先通货膨胀后货币升值的政策?

        让我们先总结上一节的分析。首先,在价格灵活的市场经济中,名义汇率变化的影响会被个人和公司相应的价格调整所抵消,从而不会对实际竞争力产生持久影响。在长期及市场达到均衡时,名义汇率的变化主要是影响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这一经济规律的深层含义即为:通货膨胀与货币升值是替代关系,它们对推动国内价格水平上升的效果是等价的。更明确地说,人民币升值和中国的通货膨胀都相当于上调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让我们从美国消费者的角度看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人民币升值15%,美国购买中国造商品的成本就增加了15%。现在我们假设人民币不升值,但中国发生了15%的通货膨胀,这时美国购买中国造商品的成本也会增加15%。因此,对一个美国消费者来说,中国是通货膨胀15%还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5%,效果都是一样。购买中国商品成本增加15%,美国消费者不会在意这增加的成本是来自中国的通货膨胀还是人民币升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希望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15-40%的人就是要中国把国内物价水平上调15%-40%。但为什么不直接建议中国政策制订者制订政策使通货膨胀率达到15%-40%呢?当我们从这一角度看,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在中国实现15-40%的通货膨胀是很困难的。 

        尽管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在提高中国相对美国的物价水平上起着相同的作用,但是它们受完全不同的经济机制影响。通货膨胀总体上看是一种结果,它可以由中央银行发起,但是需要时间和每个个体与公司在经济中的配合。这可以从日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通货紧缩的经历中清楚表现出来,当时日本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非常希望通胀的出现,但日本企业与个人并不配合,结果通胀出不来。通货膨胀是各种价格调整后的综合产物,市场中每个部门都会进行自主的调价,理性的个人和公司面对不断变化的工资和物价会作出相应的对策。可以说,结构型通货膨胀通过各个市场内的价格调整来形成整个宏观物价水平的调整,对社会的影响相对汇率变化要小。

        类似华盛顿一些学者提出的大幅度人民币升值往往需要政府大胆、自上而下地发动一刀切的汇率变化政策。汇率变化之后,会立即影响社会每个人的财富分配,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公司与个人被迫的、被动的工资和物价调整。为了加速中国国内价格水平的上升,中国可以任意运用通货膨胀或者货币升值的方式,甚至两者同时使用。我认为,中国首先应该鼓励稳定的低幅度通货膨胀,大约每年5%(即超过美国长期平均通胀率大致二到三个百分点),以促进国内物价水平逐步赶上其它经济发达国家。当预期中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超过5%的时候,中国就可以大胆地运用货币升值的方法来缓解国内物价水平的过快上涨。货币升值的程度应该由市场决定,升值不应过度以致使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到3%以下。

        这一先通货膨胀后货币升值的策略能够既避免通货紧缩又防止过高的通货膨胀风险,还可以阻止投机者从事货币投机,因为他们需要在赌货币升值的同时担心中国的通胀。当然,投机者和投资者还会把资金投资于中国的不动产,因为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都会导致不动产价格上升。但不动产价格的上升应该被视为中国整体价格水平赶上国际水平的超前性指标。只要投资者的首期支付额足够,监管严密,政府并不需要关心不动产价格的波动,它们其实是重要的市场信号,需要通过市场需求及供给的有序调整来降低价格波动。

        六、中国通过结构性通胀与升值使价格水平上升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总体看,中国的价格水平还远远低于美国,但也有例外,比如一些奢侈商品和高档服务在中国要价比美国还高。许多贸易商品,比如国际品牌的笔记本电脑、照相机两国的售价基本相同。中国和美国的物价水平差距可以用中国名义汇率(2006年8元/美元)和世界银行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汇率(2006年约2.6元/美元)之间的差异来衡量,这个差距高达67.5%。只有通过以下途径(其中一种或者二者结合)才可以缩小这个差距:1)增加中国的通货膨胀使其超过美国的通货膨胀;2)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汇率之间的差距越大,中国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的潜在压力也就越大。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巨无霸汉堡包的例子,中美价格水平的差距来源于两国非贸易商品价格的不同,因为贸易商品的价格会根据套利交易很快趋于相同。为什么中国的非贸易商品不提价呢?这个问题对理解结构型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至关重要,也正是经济学家Balassa和Samualson研究过的问题。

        根据著名的Balassa-Samualson原理,中国可贸易商品生产部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应该使得工程师的工资不断增长,这样将会吸引非贸易商品生产部门的工人流向可贸易商品生产部门,如理发店里的理发师可能被吸引去做工程师。如果经济中没有了剩余劳动力,理发师的工资就会由于理发师减少(因为被吸引去做工程师)而上升,尽管理发行业的生产率提升很小。各行业工资的普遍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或货币升值。根据这一原理,可贸易商品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结构型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的驱动力。但这一原理运作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经济体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对于日本、韩国、香港,充分就业在工业化开始不久就实现了,但是对中国来讲,达到充分就业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因此,Balassa-Samualson的理论虽然对我们理解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通胀与升值有借鉴意义,但目前还不能完全适用。

        一些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体的经验与Balassa-Samualson的理论是一致的。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出口产业生产率的提升导致了日本物价水平的快速增长,这是由50-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80-90年代的日元升值推动的。20世纪50-60年代期间,日本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3%,超过美国平均2.6%的通货膨胀率2.7个百分点。1960-1971年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5%,超过美国3.4%的平均通货膨胀率2.1个百分点。但是在70年代早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高通胀导致日本的中央银行开始努力减少通货膨胀。结果,1979-1993年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3%,比美国平均每年4.7%的通货膨胀率还低2.4个百分点。控制了通货膨胀以后,唯一可以做的只有通过日元升值来调高日本相对美国的物价水平。战后日元兑美元一直维持在360日元/美元的水平,但在1971年后开始升值,1984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升值加速,到90年代日元升到100日元/美元左右。“广场协议”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强迫日元升值,但是如果在70-80年代日本允许通货膨胀率超过美国,那日元升值就可能不必要了。90年代的国度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近十年的通货紧缩。

        香港的例子要简单得多,但也符合Balassa-Samualson理论。由于港币钉住美元,香港1980年到2000年间较强的经济增长使得其平均通胀率每年比美国高出3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香港有好些年的通胀率在10%以上。国际贸易部门供应链管理技术的发展,以及香港金融部门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各个领域价格的普涨,因为劳动力、土地和资本都已充分就业,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失业率只有2%或更低。

        中国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也与Balassa-Samualson定理不矛盾。一些研究证明了中国工业部门快速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导致城市劳动者工资的稳定增长,而较高的工资提升近年吸引了1.19亿农村劳动力迁移到沿海城市。由于源自农村的劳动力数量过大,总计达4.81亿,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很慢。这导致在过去十年,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很高,中国却可以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缓慢的货币升值。然而,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由于中国生育高峰一代的老龄化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中国将越来越接近充分就业。当充分就业出现时,中国将可能出现在日本和香港出现过的快速通货膨胀或货币升值。这个预测的关键假设是制造业部门的持续生产率增长。

        七、人民币应该以多快的速度升值?

        考虑人民币应以多快速度升值的最好办法并非盯住美国政客或中国决策层的意图。正如上文指出,名义汇率只是国内价格决定因素的两个变量之一,另一个变量是通货膨胀率。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中国将面临通货紧缩;如果升值过慢,将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将共同决定中国相对美国的价格水平。也就是说,中国价格水平决定了美国消费者消费中国产品的成本,它取决于中国的生产率增长,而不取决于中国官员或美国国会议员的个人意图。如果我们想科学客观地讨论中国的汇率及货币政策,就应该强调这一经济规律。

        所有美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得不面对中国价格水平和美国价格水平间的差距,这个差距可以用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2006年约8元/美元)和购买力平价汇率(2006年约为2.6元/美元)的差异来衡量。2006年,中国国内物价水平大约是美国的32.5%(即2.6/8.0)。

        为简化起见,我们假设中国与美国具有同样的通货膨胀率,并假设人民币相对美元保持一个固定的升值速度。有了这两个假设,我们就可以试图估算中国物价水平赶上美国物价水平所需的时间。这可以通过简单的代数运算得出,如果人民币每年升值2%,那么需要57年;每年升值3%则需要38年;每年升值5%则需要23年,每年升值8%则要15年;每年升值15%则要8年。

        那么我们自问:考虑过去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物价水平趋同及收敛的经验,中国将需要多长时间使其与美国的物价水平相当?你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回答可能是在15到38年之间。而这样一个答案就意味着:假设在中国和美国通胀没有差异的情况下,人民币每年升值的范围在3%到8%之间。在我看来,中国物价水平在15年内赶上美国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常识性判断成立,那么中国每年货币升值与通胀之和不可能超过8%,这样,每年4%以内的通胀再加上4%以内的货币升值可能是中国物价水平上升速度的极限。

        中国实际的通胀率和货币升值远小于这个极限,2006年,中国通胀率仅为1.5%,低于美国2.5%的通胀率,事实上相对于美国,中国有大约1%的通货紧缩!人民币平均大约每年升值3%,因此中国国内物价水平相对美国只增长了约2%(1.5% – 2.5% + 3% = 2%),按照这一速度,中国需要57年赶上美国的物价水平。可见,华盛顿对中国的汇率及货币政策表现得很不耐烦是不足为奇的了。但是,抱怨容易,找到解决中国物价水平追赶的办法却不容易。

        八、为什么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低人民币升值慢?

        根据农业部的一项调查,中国总就业人数为7.64亿,其中,只有2.83亿城市就业职工。2006年,农民工的人数达到1.19亿,比上一年增加了700万。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为每月958元人民币,合每月120美元。如果我们从总就业7.64亿里面减掉2.83亿城市职工和1.19亿农民工,中国还有农村劳动者3.62亿。如果我们把农村劳动者和农民工加起来,可以得到中国有4.84亿非技术工人,这些人每月收入只有120美元或者更少。这些人中许多都处于未充分就业状态或者希望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中国的4.81亿农村劳动者和农民工面临着两种选择:待在农村或者去城市的工业或服务业部门找份工作。如果他们待在农村,他们可以维持中国农民的生活标准,如果他们选择去城里打工,他们就必须与其它农民工竞争有限的工作岗位。这种全国性的竞争,通过新完工的城际高速公路、手机、公交、铁路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竞争性非技术劳动力市场。如此激烈的竞争已经把非技术的劳动力工资降低到与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相似的一个水平上,而这一收入水平基本上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没人羡慕中国农村劳动者和农民工,他们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无论美国工人还是中国城市居民都不原意进入。但是尽管他们的收入很低,他们还是不得不在高昂的手机及交通工具上破费,因为这对于他们的工作和寻找新工作是必要的。

        近些年,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提高民工和农民的收入。2006年,各地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以后,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了12%。去年,靠近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最低工资增加了17%,但农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1.2%。如同上面的解释,农民工和农村劳动者的工资由于他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自由选择工作的结果而紧密相关。要想提高其中一组人的收入,那么这两组人的收入必须都同时提高。正是由于这一非技术工人群体的庞大导致了中国工资增长的缓慢,也是由于这一群体未能充分就业,导致了中国较低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减慢,比如由于人民币以15%的速度升值,我们就可能看到通货紧缩和大量的失业,根本原因就是这4.81亿仅能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非技术工人的存在。

        非技术工人的低工资也反向影响环境和公共卫生,由于使用低成本的非技术工人倾向于鼓励低成本低质量产品的生产,在政府和边际利润低的行业没有足够资源和动力采取保护和防治措施时,环境和公共卫生就会遭到破坏。尽管找不到可靠数据,从我访问过多家乡镇企业的经验看,在中国的很多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的乡镇企业,它们产生的污染和浪费带来的成本要高过他们产出的微薄利润和低工资就业。不幸的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还未找到有效途径限制耗能低效项目,因为这些项目不管其社会成本多大,确实为非技术工人提供了就业,因而对促进社会稳定有一些作用。中国政府需要国际组织的帮助来识别并停止这些社会效应为负的产业,使其避免对人类和环境永久性的伤害。

        九、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紧缩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尽管宏观经济政策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的非技术劳动力太多及过剩这个结构性制约成为中国物价水平上涨缓慢及人民币升值缓慢的主要原因。如同之前提到的那样,2006年,中国相对美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一些中国邻国2006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韩国2.2%,印度5.5%,巴基斯坦7.9%,印度尼西亚13.1%,越南7.5%,菲律宾6.2%,均高于中国的1.5%的通胀率。可以说在全球环境下,尽管200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7%,中国相对其邻国仍经受了一定的通货紧缩压力。

        令人惊讶的是,当中国2006年创下了亚洲最低通货膨胀率时,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要求中国收紧货币政策从而抑制投资。而另一方面,亚洲开发银行明确建议亚洲其他国家在2006年通胀率远高于中国的情况下增加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就像中国过去所做的一样。

        为什么要建议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通货膨胀高的情况下增加投资,而建议象中国这样通货膨胀率低的国家减少投资呢?比较经典的回答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因为中国生产能力过剩,所以应该减少投资,增加消费。

        增加消费的建议不会错,但是中国当今的消费主要控制在每个家庭和公司自己的手里。他们已经在面对各种约束下尽量使消费达到最优化,不需要政府告诉他们怎样花钱。因为中国的健康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中国人都愿意为防御大病存一大笔钱。在助学贷款项目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家庭也会为孩子上学存一大笔钱。一些新开发的住宅区的道路、地铁和学校还未开工时,中国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就购买了房产,期望在未来这些项目完成时市价上涨从而获得回报。这是他们应对经济结构制约的最好选择,但中国家庭的最佳选择结果却导致了消费低迷,储蓄增高。这些都引发了中国怎样才能增加国内消费的问题。

        对以上事例,答案并不难得出:建立一个完整的健康保险体系、建立助学贷款或者奖学金项目、修建更多的公路、地铁和学校。所有这些办法无疑需要投资。但这些是有效率的投资,有效率的公共投资完全不同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的生产能力过剩,因为这些投资将促进中国家庭的消费,解除不得不预防未来不测事件的保守心态。

        不幸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不能区分有效率与无效率的投资。当投资率统计数据过高时,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开始限制投资,使有效率与无效率的投资同时低迷。当投资尤其是有效率的投资被限制以后,进口的增长速度就赶不上出口的增长速度。如同前文所说,外资在供应链方面的投资创造了较大出口并且不受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而进口则依赖于国内消费和投资。因此,投资的不对称,也造成了巨额的经常帐户盈余,因为政府无法鼓励有效率的投资并限制无效率的投资。

        显然,中国需要的是一套宏观经济政策来增加有效率的投资和消费,同时减少无效率的投资。但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如控制货币供应量、汇率、利率、银行准备金率等都无法区分有效率与无效率的投资。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运用老办法,即行政管理、产业政策、甚至包括反腐败运动的政治纪律。

        总之,由于区分有效率和无效率投资的难度,中国央行面临着两难的困境:如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它将必须处理无效率投资失控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如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由于进口和有效率投资的增长赶不上出口,就要想办法处理经常帐户盈余的问题。
为推动中国物价水平逐步达到国际水平,国际社会应该鼓励中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较少对增加的外汇储备进行冲销。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产生稳定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是必需的,而一个稳定但低水平的通胀是促进人民币平稳升值而不产生通缩风险的必要条件。为了使中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帮助中国发展有效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以使其能够区分有效率与无效率的投资。

        十、如何区分有效率与低效率/无效率的投资?

        这不是任何个人可以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完善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即能识别出好的项目并为它们进行低成本融资同时拒绝差的项目。这些服务在中国做得不够好,而伦敦、纽约和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优势就是做这件事。

        现代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的一个本质功能是减少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易成本,以使得二者结合创造增加值及提高生产率。如果没有这一体系,中国将不能为4.81亿农民工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而可能会产生许多社会成本高昂的低效率企业,这些企业创造的利润和工资,可能会小于他们产生的污染和社会不稳定的后果。中国的进口将无法与出口保持平衡,这将继续影响其他国家的就业并促使这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中国潜在的购买力将形成它庞大的外汇储备而不是变成有效率的投资,并为本国及其它国家的工人带来更多的订单。这些就是我认为美国财长Paulson在上海就中国金融部门改革提出的“马歇尔计划”草案可以为中美在21世纪带来双赢的原因。

        美国金融部门的优势与中国金融部门的弱势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在强大的金融体系下,美国公民可以维持较低的储蓄率,因为他们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资本可以带来稳定的资本增值而不需要太多的储蓄。在金融体系较弱的中国,消费者不得不维持较高的储蓄率而降低消费及生活水平,导致中国的资本不能有效率的雇佣本国的剩余劳动力。今天的美国人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正如过去十年香港人担心来自内地的竞争一样。但今天,香港人意识到中国增长越快,为香港带来的机会越多。毫无疑问,我认为如果美国能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中国将对美国产品和服务产生巨大的需求,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和回报也会提高。国际社会如何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是一个超越了本文篇幅的重要话题,需要专门深入研究,总而言之,美国和国际社会应该为此努力而不是只狭隘地关注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

(作者:肖耿,前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更多

Get daily updates from Brook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