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谋求再平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着手解决有关再平衡的挑战。全会的决议内容，包括减少户籍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将银行业开放给私人投资者，改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系，开放金融体系等。所有这些都是朝着正确方向的调整。 

外界需要密切关注的两个问题是，第一，是否有贯彻落实的措施，第二，中国政府是否坚定地迈出改革的步伐。如果上述政策措施是一系列改革的开始，那么，三中全会将会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新时代的开始。如果后续改革措施没有跟进，那么，即使三中全会被视为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也不会产生深远影响。

如何转变增长方式

为什么中国需要改革来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答案是，因为中国旧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与日本、韩国及台湾的早期发展经验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多地依赖高投资，而对技术进步依赖较少。目前为止，这种模式在中国显然是运行得非常好的。但是，中国要继续崛起，就面临着来自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双重挑战。在供给方面，需要更多的创新和生产率提高，在需求方面，需要增加家庭收入和刺激家庭消费。在户籍、土地、金融、垄断行业以及财政体系方面的改革，可以帮助中国完成这些挑战，继续朝着“中国梦”前进。

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早期经验，可以提供一些有益启示。上述经济体都成功避免了 “中等收入陷阱”。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关键在于他们不断实现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图中的平滑曲线显示了这三个地区在人均GDP逐渐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变化。曲线代表了它们相对于美国这个世界技术领先者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在初始阶段，它们都只有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20%-30%，此后一直朝着美国水平趋近，直至达到美国水平的80%以上。生产效率的提高，意味着资本存量积累的同时，投资依然能够得到较高回报。

该图显示了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效率得到井喷式的增长，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大约在美国水平的40%左右，且停滞不前。中国的投资已经上升至GDP的50%，这能够让GDP保持一段较短时间的增长。但是，中国的投资收益正逐渐下降，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才能维持经济的增长速度。近年来，中国在微观和宏观上都出现了投资收益逐渐下降的证据。要保持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可持续性，就需要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必须严格控制一些浪费严重的投资项目。没有国家能够将高达GDP一半的投资有效利用，而且中国也不大可能会成为这样的第一个国家。随着投资占GDP比重的下降，消费份额就必须相应增加，否则就难以形成对供给的有效需求。问题是，什么样的改革措施才有效呢？

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同地区的生产效率差距很大。最为显著的是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同时，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巨大差距。户籍制度有助于维持这种生产效率的差距。即使算上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只有52%。韩国与中国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时，城镇化率已经高达68%。取消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限制，能够大大提高中国的生产效率，同时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三中全会宣称，将首先在小城市消除城市农村之间的户籍差别，然后延伸至大中型城市。要想真正提高生产效率，必须让更多的人口进入东部沿海的一线城市。这些城市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并且能够相对轻松地吸收更多人口。

土地改革

现行农村土地管理政策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瓶颈。地方政府可以随时驱赶农民，并且只支付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赔偿。这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来源，但是这个领域腐败严重。这种制度鼓励了过度开发和过度投资，也极大减少了农民的财富和收入。因为农民如果能够将自有土地留作它用，将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给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允许农民将土地抵押或出售，这能让农民在开始城市生活时具备一定的资本，并提高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抑制地方政府过度投资冲动。三中全会提出，农民的财产权利将会得到保护，具体的配套措施将是至关重要的。

金融改革

中国的金融系统有利于投资而不利于消费。中国实行较低的、受管制的利率政策。这就好比对银行储户征税，对于能够低息获取贷款的企业(往往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给予补贴。利率市场化能够很好地提高居民收入，并促使国有企业面对真实的企业资本成本。这将有利于淘汰浪费严重的投资项目，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本，并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增长率。金融改革的其他方面，包括减少政府对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的许可限制，将金融服务业竞争向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私有资本开放。再一次，三种全会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尤其在允许设立私有银行方面。但是，这些小型私有银行将难以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竞争。

国企改革

中国金融部门的问题只是缩影，背后是一个更为庞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有很多重要行业和部门依然由国有企业主导，并限制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很多垄断部门都出现在服务行业，像金融、电信、物流、媒体、铁路和航空等。能源行业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也基本不开放。如果将这些部门向私人和外国资本开放，会带来更多创新并提高效率。

国有企业不太可能马上消失，因为它们作为行业老大已经积累了许多优势。但是，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环境将迫使他们向外国企业学习并采用新技术。中国的服务行业的劳动力和技术集中程度往往超过工业企业。这些服务业员工中有约三分之一受过大学教育，而工业企业中只有10%的员工受过大学教育。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服务部门将成为就业岗位主要源泉。所以，提高这些行业和部门的竞争活力非常重要。此外，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开放服务业也非常重要。相比G-20中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中国政府想保护本国服务行业，但这些行业生产效率低下、创新能力不足。中美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可能会成为中国开放这些关键行业的重要契机。

财政改革

最后一个重要的改革领域是财政体系。在中国，大多数财政支出发生在地方政府层面，而大多数财政收入由中央政府获得。地方政府需要一个更为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例如房地产。同样，根据三中全会公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分配将进行一定调整。不少城镇抵制农村人口流入，就是城镇地区的政府担心更多人口会带来教育和医疗压力。中央政府有理由保证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教育和健康服务。中国整体上也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当然也能提供更好的环境服务)。现在的财政系统鼓励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而不关注社会和环境服务。此外，财政改革应包括增加其透明度。如果地方官员及其家庭的财产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公开透明，如果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活动都被公开审计，这将有效减少腐败，并将财政支出从投资转移到社会服务、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公共领域。

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过度依赖于投资，导致大量政府债务的出现和投资收益的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改革，这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危机埋下伏笔。三中全会描绘的综合改革蓝图，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全方位改变：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将会大幅提高；投资将会逐渐下降，消费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转变对中国人民是有益的，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健康的中美关系奠定坚实基础。三中全会已经决定启动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例如提升城镇一体化水平，向外国资本开放投资和贸易，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增加农民权利等，这都需要有序地贯彻落实，并且配套相应措施。希望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一届政府能够坚定贯彻实施三中全会的决定，实现“中国梦”。

(原文出自2013年《中国经济报告》第12期《中国经济报告》编辑王艺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