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一致,文明对话,回归美国“合众为一”的理想:美国智库和高等学府面临的挑战

编者按: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斯特普•塔尔博特近日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讲稿如下:

开始本次演讲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肯特【译者注:肯特·思伍恩,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院长】和马克【译者注:马克·瑞顿,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校长】,感谢你们对布鲁金斯学会与贵校的合作给予的大力支持。正是由于你们的高瞻远瞩和领导力以及贵校教职员工与我们在华盛顿的同事的亲密合作,我们的伙伴关系才得以进展顺利,成果卓著。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出席本次活动的我的同事:布鲁金斯学会首席运营官史蒂芬·班尼特,他为我们之间伙伴关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尔·高尔斯顿,他参与了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项目”与贵校丹佛斯宗教与政治研究中心的一项合作;以及布鲁金斯学会行政办公室的约翰-迈克尔·阿诺德。

尽管布鲁金斯学会和华盛顿大学都在以各种方式走向国际化,但我们在本原和本质上仍然是美国机构。我们都受惠于罗伯特·布鲁金斯先生,他的生平极具典型的美国色彩。他生于美国东部,年少时闯荡西部,最后在圣路易斯定居。

罗伯特·布鲁金斯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慷慨的慈善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他还响应征招,从事公共服务。尽管他是共和党人,却被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召为幕僚,被委以提高美国政府行政效率的重任。

布鲁金斯先生的这种经历让他相信,政府内部的运作可以受益于政府之外的思想,亦即那些以独立学术研究为基础的思想。

九十五年后的今天,这一信念仍然贯彻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智库。这一信念同样也是华盛顿大学所从事的多项工作的基石。

因此,我们不仅拥有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施恩者,我们还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我们的使命是帮助分析和解决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错综复杂,种类繁多,但我认为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以下四点:

- 首先,我们必须从 2008 年至 2009 年间的经济大萧条中完全走出来,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恢复美国经济的长期偿债能力。

- 其次,我们必须重塑许多美国人日渐动摇的信心,让他们相信,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而言,美国仍然是充满个人机会的乐土。

- 第三,我们必须通过减少碳排放和开发清洁能源来保护我们的环境,延续美国的繁荣。

- 第四,我们必须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应对当今充满变动和变革的时代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如核扩散和气候变化等。

但这些具体挑战背后却是一个整体的挑战,那就是强化美国独创的、核心的、特有的宪政民主体制。

我们美国人能否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改善我们的社会,拯救我们的星球,以及引领全世界,这要取决于我们三亿国民能否好好利用我们的多元化,同时在共同使命的感召下结成统一的整体。用一句拉丁箴言一言以概之:E pluribus unum意即“合众为一”。

那么对于这一箴言,我们贯彻得如何呢?答案是不如人意。我们有时所谓的“国民对话”常常沦为歇斯底里的对骂。我们不是集思广益,共克难题,而更倾向于指名道姓,互相指责。我们进行文明对话的基础正在分崩离析,而文明对话正是健康的民主不可或缺的元素。

美国当今的政治氛围十分恶劣,并四处蔓延,这一现象是美国面临的两大相互关联的问题的起因,同时也是它们的结果。这两大问题就是美国社会正在加剧的两极化和美国治理体系过于频繁的功能失调。

面对这一现状,许多美国人非常沮丧,甚至大为惊骇。世界各地的人们也有着同样的感受,我确认,这些人中包括华盛顿大学高度国际化的师生队伍,也包括今天下午在座的各位朋友。他们、在座诸位把今后的一个时期视为一项挑战,不仅是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主的挑战,也是对“民主”这一概念本身的挑战。在这方面,我们美国人也应该如此看待。

从布鲁金斯先生前往华盛顿在威尔逊政府任职至今,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在这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世界大多数地方来说,美国的政治体系一直是行之有效、可供效法的典范。

我们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能力有赖于我们在国内管理好自身的能力,这就意味着,除诸多其他事项之外,我们在内部尤其应该更文明地交涉和对话。

确实,在历史上我们也经历过严重的内讧,有的时候严重程度较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毫无疑问,其中最严重的发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我们的国家一分为二,充满血腥。

我们的第 16 任总统,也是第一位共和党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向他所谓的“各位心怀不满的同胞”示好。演说结束之际,他呼吁他们“心向我们人性中更美好的一面”。

林肯的一名顾问本来建议他在结束演说时引用“心向我们国家的守护天使”的措辞,但林肯改写为这一句,从而使他要表达的观点更实在,更人性化。林肯没有呼吁天神介入,而是将牢记公益、克制私心视为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

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我们的第 44 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而言,他之所以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也要归功于我们的第 16 任总统,更遑论他所获得的美国最高公职了。两周前,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举世关注的国情咨文。

总统致辞时面对的是去年 11 月异常激烈的中期选举后分裂的国会。尽管如此,一个分立的政府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分立的国家。事实上,通过确保选民能在不同的国家治理理念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两党制可以推动多元民主大业。两党制过去做到了这一点,未来同样也能做到。

但是,要实现党派制的益处,就必须要对其进行平衡,也就是说,我们选举的国会领导人要有适可而止的意愿,在双方的争论抵达某一临界点时就搁置争议,推动立法,遵循争论-妥协-合作的模式。而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民调显示,这也是美国人民所乐见的。鉴于美国人民正面临的困境以及对未来的恐惧,他们现在尤其迫切地希望这一点能够实现。

但是,事与愿违,美国人民在华盛顿——尤其是在美国国会——所看到的却常常像是不可调和的阵营间无休无止的鏖战。一方本应是众志成城的乐土却变成了一块政治斗争的战场。

这一现象事出有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过去四十年以来,美国国会的中间派一直在萎缩或式微。比尔·高尔斯顿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其他学者已找到充分的数据,说明美国国会已经成为美国两极化的中心。

半个世纪以前,情况并非如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会两院中在本质上持温和立场的议员占 40% 以上,而近年来,这一比例已跌破 10%。

当前,两党的分歧在参议院表现得尤其明显。对投票记录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内布拉斯加州的本•尼尔森是参议院最保守的民主党人,而即便是他也比参议院最具自由主义倾向的共和党人——缅因州的奥林匹亚•斯诺和苏珊•科林斯——更为左倾。

更有甚者,参议院提供建议和批准议案的宪法责任已经蜕变成司空见惯的对议案的蓄意阻挠。最常见的恶劣例子有两种,一种是使用或滥用冗长演说以阻挠已获得多数支持的法案通过,另一种则是使用所谓的“秘密拖延”战术,事实上就是投反对票,从而阻挠参议院批准总统提名的人选,从而阻碍行政和司法部门行使自身的宪法义务。

两极化以及两极化在联邦层面导致的功能失调同时也反映在整个国家层面。美国的选举地图正在日益变成一个红州和蓝州的拼缀图,在这些州内的各县区也基本非为红蓝阵营。紫色区块正在逐渐消褪。

近几十年来,国会选区的划分已使自由派和保守派形成各自泾渭分明的阵地,使它们彼此隔离,从而把选区边界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战线。

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意识形态斗争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代价高昂的血腥游戏。竞选活动对于候选人来说不仅极其昂贵,而且也对我们民主制度本身的有效性乃至正当性造成了消极影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那些流入政治金库的金额庞大却不够透明的资金会导致多种问题。首先是国民和选民的愤世嫉俗;其次是对潜在挑战者构成门槛障碍;第三是官员利益冲突;第四是民选官员和受企业支持的官员的结构剧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同时表现在国会两院,在众议院尤其明显,我们可以称之为“任期病理”,那就是国会议员总是处于无休无止的为下次竞选活动筹款的争夺中。

除造成以上破坏之外,涌入我们政治竞选活动中的私人资金还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对立。特殊利益集团投入一个党派或另一个党派的巨额资金会产生两种作用:第一,在初选时助力更强硬的候选人;第二,在大选时吸引温和派候选人讨好财大气粗、另有所图的捐赠人。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并且需要在未来着力解决,那就是美国全国媒体所处于的危险状态。

对于健康的民主政体来说,健康的新闻界至关重要,因为公民以及选民需要可靠的信息来源和平衡的事态分析。

一代人以前,许多甚至大部分美国人都是通过以下途径获取新闻资讯的:三家全国性电视网络;三家全国性新闻杂志,包括我曾任职的《时代周刊》;以及几家在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的报纸。当时,这些新闻机构的观点在本质上属于温和派或中间派,它们大体上也秉持事实准确性和公正性的高标准。

但时光流转,此时已非彼时。

传统媒体已成为了其前身的阴影。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博客圈、数百家有线电视频道和电台脱口秀甚至攻击秀所包围的时代。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广播”已经变成了“窄播”甚至“微播”,它们针对的只是各自的一小群在人口结构和意识形态上自成一体且自我强化的受众群体。

如此一来,国民对话本身也分解成了不同的对话,这些对话往往成为对立阵营各自的动员会。如果对话和相互倾听只限于意见相似的人群内部,这只会让他们固步自封,并强化他们的偏见。

随着广播和网络的这种割据化,美国由一个集思广益的大会堂加剧蜕变成一个回音室迷宫,在里面各种确凿可查的事实,诸如我们的总统在何处出生、地球温度是否正在升高以及发生的原因等等,往往都被搁置一旁,而取代它们的是各种仿真陈述,也就是捏造杜撰,用来为各种政治目的服务。结果,在这些回音室里回荡的声音既不理性,也不真实。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国家不仅在处境上面临来自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我们的全球地位和角色方面的巨大挑战,而且在我们的条件——或用林肯的话说,我们的本性上——也面临着挑战。

我们现在来看看如何寻找解决途径,以及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和华盛顿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在这方面可以作何贡献。

我首先讨论国会议事程序,然后讨论政府政策,最后再讨论文明对话。

有关国会议事程序,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在此仅举数例:布鲁金斯学会和华盛顿大学魏登榜中心一直在就遏制以冗长演说阻挠议案通过的做法展开合作。与此同时,我在华盛顿的同事一直在和国会工作人员探讨加快行政职位到任速度的途径,有关议案目前正在起草中。如果该议案获得通过,这将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的一小步。

其他各种问题也亟需大刀阔斧的措施。在此我仅举出已纳入布鲁金斯学会日程的两项问题。

在竞选筹资方面,我们的学者正在探讨如何使用公共对等资金、新媒体和社交网络技术来鼓励小额捐赠者支持公职候选人。这将有助于在微观层面抵消超级捐款人所拥有的过度政治影响。

有关为党派利益而重划选区的问题,我们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开放当前不透明的选区重划程序,让民间团体能够检视州议员划定选区时使用的人口普查和选举数据。如果普通公民对结果不满意,他们可以提出替代方案。弗吉尼亚州已经启动了一项国会立法选区重划竞赛,作为这项竞赛的主要参与者,该州各地的大学生正在使用由布鲁金斯学会和乔治梅森大学组织人员开发的免费软件。布鲁金斯学会的汤姆·曼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诺姆·奥恩斯坦将担任竞赛评委挑选优胜地图。

这是一个参与性民主原则与二十一世纪技术联姻的绝佳范例,也是一个智库成员将思考付诸实践的绝佳范例。汤姆和诺姆不仅是政治程序的一部分,他们还协助改革政治程序。

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政策问题。我们首先从经济说起,那就是美国需要在追求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同时实现偿债能力提升。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同时削减开支和增加财政收入。但是,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却发现很难接受这一简单的必然的财政逻辑。尽管如此,保守派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确实接受这一点,而与贵校的做法一样,布鲁金斯学会也对这两大派系兼容并包。在美国长期财政失衡的危险方面,他们已几近达成共识,在美国是否需要增加财政收入并削减开支方面,他们的分歧也正在缩小。

这一广泛共识已经开始对政治光谱两极的教条主义产生影响,从而使保守派官员和自由派官员更有可能协同一致。

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正在发生。在参议院的共和党一面,俄克拉何马州的参议员汤姆·考本已经表态支持总统赤字委员会的提议,尽管该提议呼吁增加税收收入;在民主党一面,伊里诺伊州的参议员迪克·德宾也在该委员会的报告上签了字,尽管该报告呼吁削减政府开支和津贴。

美国经济的增长还取决于美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又取决于在贵校和其他院校所进行的两大核心活动,亦即实验室工作所孕育的创新以及教育本身。

美国仍然是全球高等教育的领先者,但在大学前教育阶段,我们已然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庆幸的是,即便是在充满政治斗争的华盛顿,我们也发现了对如何推动以下两项目标的广泛支持:第一是以创新驱动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以及美国出口的增长;第二是为美国的下一代公民采取更严格的教学标准。

谈及年轻一代的美国人,现在我们进入我在演讲开始时提到的第三个重心,那就是确保他们及其后代拥有可持续的能源未来和宜居的生物圈。这就意味着减缓气候变化。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办法是通过一项立法,为碳排放设定一个价格,从而为清洁能源的发展提供经济刺激。但是鉴于国会去年在限额交易方面的僵持局面,这一愿景短期内无法实现。因此,像我们这样的机构里的专家可以绕开立法困局,通过强调清洁能源的益处,为低碳经济赢得广泛支持;这些益处包括许多民主党人看重的环境益处、共和党人看重的国家安全方面的益处以及私营部门看重的商业利益。

对于这种三重论证,华盛顿大学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各自的研究和分析加以扩充和推广。贵校校长就是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专家之一,作为一名杰出的化学家,他在担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下属的“美国能源未来”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成果卓著,他还为该委员会发布的影响广泛的报告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从跟马克【译者注:马克·瑞顿】的交谈中我得知,对于我们的经济研究,尤其是对向绿色清洁经济过渡的研究,他也认为有必要让商业部门参与进来。毕竟,美国企业拥有用于新技术投资和研发的雄厚资源。在布鲁金斯学会,我们正在以多种方式让企业领袖参与到我们学者的研究之中。贵校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贵校在洁净煤研究方面与多家企业和公共事业部门结成的联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现在请让我将话题从国内重心转移开来,谈一谈高等学府和智库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帮助改善国际体系,使全球 193 个国家能够更好地推动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同样,相关例子为数甚多,但我想继续探讨全球面临的近在眼前的一个课题,那就是清洁能源与管理气候变化的联系。

就像美国国会有理由推迟通过对碳排放定价的立法一样,联合国在寻求达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减排公约方面的努力也大幅放缓。在此,我们同样需要一种变通的方法,超越政治和外交僵局问题。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利用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事实。由于两国对于该问题负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责任,它们必须当仁不让,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做好表率。

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在清洁能源方面相互合作,这将鼓励印度、欧盟、巴西、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其他主要的碳排放源加入日渐扩大的国家联盟,协调各自的做法和政策,在全球层面减少碳排放。

美国的高等学府和智库凭借其专长和社会联系可以为这一合作设计相关战略,如果它们与中国的大学有合作关系,比如华盛顿大学与上海的复旦大学的伙伴关系以及布鲁金斯学会与北京的清华大学的伙伴关系,它们在这方面将能发挥更大作用。

本次演讲结束之际,我想总结性地谈论一下我们的机构可以如何帮助破解美国面临的极端党派性、意识形态两极化和不文明对话相互交织的困局。

当今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公民生活正在被我们本性中更急躁的一面影响,不仅是“触动”,更是侵蚀,甚至毒化。华盛顿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以及我们的附属机构拥有相同的精神信仰,而这种信仰正是当前毒化现象的重要解毒剂。

贵校的拉丁语格言是 “Per Veritatem Vis”,意即“从真理中汲取力量”。对真理的追寻始于对事实的认知和尊重。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学术和公共领域都成果卓著,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担任过要职。他有一句名言:“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但不能垄断事实”。

这一箴言的必然结论是,尊重事实的学者——以及政治人物——尤其有权拥有自己的见解。毫无疑问,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有他自己的见解,不但如此,他还积极而热情地主张他的见解。我们的学者、教师和肯特·思伍恩等学院院长以及比尔·高尔斯顿等我的同事也是如此,前者积极推动高等教育机会均等行动,后者则致力于恢复对政府的信任,倡导建立一个全国性基础建设投资银行。

布鲁金斯学会不是一所高等学府或一个国家,我们的格言使用的是英语,它由三个词组成,亦即质量、独立和影响。尽管如此,我们的格言在本质上与贵校的格言是同义的。“质量”是指符合最高的学术标准。“独立”适用于布鲁金斯学会机构本身及其各位学者,而这正是我们所理解的学术自由。

另外,鉴于我们位于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特区的环形路内,而非位于美国腹地,我们尤其注意捍卫我们的政治独立性。我们聘请一流学者,而不考虑其所属党派或政府任职经历;或者可以说,我们高度尊崇公共服务,而不论是哪个政党入主白宫。在我们目前的高级研究员中,不少曾在乔治·布什政府中任过职,而我们过去的很多同事现在正在奥巴马政府任职。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党派色彩极其浓厚的一座城市里的一块超越党派的绿洲。

请注意,我说的是“超越党派”,而非“两党合作”。对我们来说,这种区别非常重要。“两党合作”是指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大政党协力合作,这在当今极为少见,因而弥足珍贵。“超越党派”拥有独特的内涵,那就是好的理念并非两党的专利,两党立场的中点也未必就是最佳方案。相反,最佳方案来自于理性、务实和文明的对话与论证。而这包括两党之外的声音。

这是布鲁金斯学会理念的学术依据,我甚至可以说是哲学依据。尽管国会气氛紧张,但我们发现这一理念在国会仍然有人倾听。

例如,我们已经和国会中以“中间立场派”自居的一个小组展开合作,该小组的领袖碰巧是两位密苏里州参议员,亦即乔·安·艾默生和拉斯·卡那汉。华盛顿大学将在今年晚些时侯主办该小组的首次“文明和解”会议,推动这一令人鼓舞的进展。

该会议将本着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精神展开,这一精神每日都回响于你们的讲堂和教室以及我们布鲁金斯学会的会堂和研讨室。你们的校园,就像我们在杜邦环岛对岸的建筑群一样,是一块不存在两极化的区域,在这里对美国财政或外交政策持不同立场的人都站在 150 年前林肯所呼吁的我们本性中更善意的一面这一边。

通过以上类型的聚会以及我们今天这样的聚会,我们其实是在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努力,以提升我们国民对话的质量和文明水准。

顾名思义,任何对话都是双向的。因此,我要感谢你们的聆听,现在让我把讲台交给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