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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放开二胎迫在眉睫?

目前中国,每对夫妇一生平均生育多少个孩子?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人口学家给予的估计值是1.4—1.5

  在人口学上,这被称为总和生育率。当总和生育率为2.1时,如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每代人口就处于不增不减的动态稳定水平。在1.41.5的低生育率下,中国未来每代人口将比上一代减少四分之一。

  中国生育率水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高还是低?人口学家发现,全球人口最多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生育率仅略高于日本(1.4)。这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也低于欧洲(1.6),生育率之低位居世界前列。

  作为人口学家,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告诉财新记者,虽然中国人口的总量还是处于增长阶段,但受持续20年的低生育水平影响,中国下一代人口规模正在急剧萎缩。12年后,中国人口将可能在达到近14亿的峰值后转而较快减少。

  王丰指出,中国将长期面临人口负增长危机。为可持续发展计,中国应该尽快放开生育,而非继续控制生育。2001年以来,中国一批顶尖的人口学者就基于专业研究,于2004年和2009年向中央有关方面递交建议书,呼吁逐步放宽生育政策。

  但是,这些专业学者的声音被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生育政策调整也在众望殷殷中不断推迟。日趋明显的代价就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所揭示的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金支付危机的日渐累积,还有青年劳动力的减少、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或许还有镇坪县强制堕胎事件、邵氏弃儿等人间悲剧。

  近日,财新记者就中国人口发展现状及生育政策调整等问题,专访了王丰教授。

  财新记者:目前,调整生育政策,放开二胎已经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你如何评价中国的人口发展现状?

  王丰:作为人口学者,我个人支持中国及早放开生育控制,首先从放开二胎做起。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把人口决策建立在人口发展科学规律基础上的必由之路。

  应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趋势与世界基本一致,但人口转变的过程更为激烈。就人口存量而言,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人口在2010年底达到13.4亿,从总量上再次攀上新的高峰。然而,就增量而言,中国人口的增速与世界趋势一样,均由疾转缓,其根本原因是出现了生育率的急剧下降。

  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4—1.5,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约生育1.41.5个孩子,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虽然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但因为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每年的出生人数高于死亡人数,中国的人口总量还会继续增长。

  然而,这种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只不过是人口增长的惯性所致。随着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群进入生育年龄,人口结构将逐步老化,死亡人数就会超过出生人数,导致人口缩减,形成人口的负增长惯性。

  也就是说,十多年后,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根据联合国2010年的人口预测数据,在中方案下,中国人口增速将在2026年由正转负。数百年来,中国人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所困。但是,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人口持续负增长。这种负增长危机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财新记者:对中国人口发展的这一重大变化,人口学界有何反应?做了哪些工作?

  王丰:应该说,中国人口学家对此问题有诸多专业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及早调整生育政策,放开生育控制的建议。这种声音曾经以内部建言的方式送往人口主管部门和中央有关领导,但迄今为止,人口学家的主流认知,并未变为决策者调整生育政策的实践。

  早在十多年前,中国一批从事人口研究的学者就感到,基于中国生育率早已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应尽快研究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并曾两次形成集体报告,上交国家人口计生委及相关中央领导。

  2001年,18位人口学专家自发组成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组,对中国人口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展开研究。经过多次基层调查和研讨,20044月,课题组完成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下称“2004年建议)的集体报告。

  “2004年建议称,自实行计划生育一胎政策以来,各级政府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防止政策外生育,但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长达20年之久,且人口结构在新世纪以后急剧老化。

  “2004年建议提出,现在是对实行20多年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的时候了,建议中国应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同时,可选择少数区县先行开展生育政策调整的试点。

  由于这份政策建议报告没有得到明确回应,这些学者对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的人口新变化开展研究。到2009年,国内26位顶尖的人口学者再次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下称“2009年建议)。

  相比“2004年建议,此时学者们对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家庭的认识都更进一步。

  “2009年建议明确指出,应放开二胎,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这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同时,中国多年来的低生育率已经形成如果等到中国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再采取措施提高生育水平,为时已晚

  “2009年建议认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中国应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今天来看,应该说,中国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生育率水平、人口政策调整的必然性与可行性等,已进行了超过十年的专业研究,并已达成了调整生育政策不容迟缓的集体共识。

  但是,中国的生育政策与学者的研究结果和建议却渐行渐远。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其执行和调整理应体现科学发展观。但是,至少在我看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决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学界早就提出要放开二胎,但独生子女政策至今未见松绑。

  更何况,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更应该得到尊重。人们对待生育权的态度体现了对待生命的态度。如果中国继续执行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对个体和社会都将产生无法逆转的负面影响。这并非危言耸听。

  财新记者:人口学界的专业研究结果为何至今没有说服决策者?

  王丰:一般而言,针对某一专业问题,公众与学界的见解容易出现分歧。但在取消生育控制上,却是个例外。我发现,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支持放开生育控制的。但是,由于数十年的宣传和灌输,加之人口增长确实存在惯性,中国公众对人口问题的认识确实存在误区。

  比如,关于人口增长,主流的观点认为,庞大的人口规模会带来贫困、拥堵和污染,会造成资源的短缺;但是,这种观点其实依旧建立在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上,把人口多视为包袱。

  但是,国际人口学界早就经过研究,否定了上述把人口与资源环境看做势不两立的理论和学说。在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完全忽视了另一面,即人口多是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市场、更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

  以人口与粮食的关系为例,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粮食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担心没有足够的粮食能养活世界上的人。实际上,从1960年到201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200%。但是,由于绿色革命等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全球粮食生产增加了300%。也就是说,在这50年间,人口爆炸没有带来粮食供应的减少,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而增加了50%

  同样,中国1978年以来的农业史也是例证。1978年前,在集体耕作的人民公社制度下,中国人口比现在少30%,但那时柴米油盐都短缺,还有数千万人因饥荒而死。这不是人口的问题,而是这种经济制度压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现在,中国人口超过13亿,温饱问题早已解决,粮食供应也不是问题。

  类似的还有人口与资源问题。人口发展固然增加了环境负荷,但对环境发展和资源消耗产生最大影响的,不是人口的数量,而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纵观古今中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靠减少人口规模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

  这可以从近50年的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中得到印证。从1960年到2010年,全世界经历了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但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人口增长前下降30%40%。这部分应归功于更多的人创造出了更多新技术、新资源。

  人口增长同样不能用来解释环境污染的恶化。环境污染,更多是由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1994年至2004年,中国空气中二氧化碳污染量由40.6亿吨增加到61.1亿吨,十年内增长50.49%,年均增长率为4.87%。而同期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812%,不足二氧化碳污染增长率的五分之一。

  以上数据足以证明,人口多并非负担,也不是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目前,仍有不少人对中国人口增长留有担心。这一方面是源于对人口最新形势的认识滞后,没有意识到中国生育率已经很低。另一方面,则是对人口负增长的后果和影响缺乏科学的认识。应对人口负增长,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

  财新记者:既然如此,你认为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应该如何调整?

  王丰: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人口问题上,至今还在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被认为是中国城镇居民一胎政策的源头。

  《公开信》称,“30年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时至如今,3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依然坚持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这是脱离实际的,也不是基于科学的决策。

  30多年来,人口众多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计划生育也一直被认为是基本国策。但是,人口发展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对人口规律的认识也是不断更新的。人口学者经过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应该成为生育政策调整的基本依据。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再次证明,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时代,生育率已降至很低,完全不需要控制生育,反而应该鼓励生育;伴随低生育率的则是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其影响将是深刻而全面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人口负增长后,即使转而刺激生育,也很难有效果。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及欧洲诸国的实践看,一旦进入低生育率时代,即便政府出台各项鼓励生育的措施,生育水平却始终未见明显回升,更不用说恢复到更替水平了。

  目前,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有20年之久。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生育甚至选择不生孩子了。而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的,是那些有限的、想生二胎的青壮年群体,而这个群体恰恰是让中国生育率不再低迷的希望所在。

  总之,一句话,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决策者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及早调整现行一胎政策,尽快放开二胎,在生育权问题上,还权于民,还权于家庭。这是迫在眉睫的大事,也是坚持科学发展、坚持科学、民主决策的必然要求。

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即“2004年建议)全文

      《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即“2009年建议)全文

记者点评:

  人口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也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议题。

  从200418位人口学者的调整生育政策建议书,到200926位人口学者的再建议,再到2012715位学者联名要求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公民建议(相关专题:学者上书全国人大 吁请放开生育控制 ,中国学术界从中国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公民生育权出发,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近十年来,中国一流的人口学者基于扎实研究,提出尽快取消生育限制的建言,这是基于学术良知和知识分子责任感的行动,应当得到重视,而不是置若罔闻;同时,对生育政策调整,决策者也应该广开言路,鼓励更多的公民讨论,而非打压和限制。

  我们希望,决策者能够重视中国一流人口学者的建言,尽早启动生育政策的调整。这不仅是执行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也是防范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危机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