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家

民营智库中国榜

除了政府和媒体,智库(Think Tank)也是一种意见领袖,在经济上升期的中国,它的作用凸显,民营智库因其独立属性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尽管经历了波折,甚或有曲终人散,20年过去民营智库在中国还只是“一麻袋土豆”,但总算聊胜于无;那些因为政策局限没有获取智库独立名分的商业咨询公司依然热衷成为中国的“兰德”和“野村”,并且看到了此中的希望。

中国智库曙光在前

随着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发展壮大,中国或将成为比美国更加富饶的培育智库的土地。

由于中西方发展差异,以及中国民间捐赠机制的缺失,中国与美国民营智库的起点迥异,但是究竟有没有经验可循呢?《投资家》为此专访了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李成。

李成认为,中国经济拥有巨大潜力,随着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发展壮大,民间资本赞助智库的热情也会日渐明晰,中国或许将成为甚至比美国更加富饶的培育智库的土地。

为中国智库正名

《投资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超过2000家智库,在数量上已超越美国。但美国“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项目今年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大陆仅有智库74家。”绝大多数智库不被承认。以美国的标准看,什么样的机构可以被称为“智库”?有哪些衡量标准?

李成:这个研究是詹姆斯•麦根做的,他的研究本身不是很细致,只是很粗的评论。关于智库的定义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每个国家的定义并不完全一样。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智库自己的定义,不能完全以独立性定义。因为实际上西方的很多智库也并不完全是独立的,依附于政党,或者依附于某些团体等等。在中国,目前大多数智库还是国家占主导的。民营智库的数量总体来讲并不多。

关于智库的定义我觉得不必太介意,这跟注册、统计等因素有关。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智库的人不是很多,甚至了解中国的人都不是很多,而且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来进行。我们知道社会科学院在每个地方都有分支。分支如何来计算?他的研究是把社会科学院作为一个智库。另外一些民间的智库他并不是很了解。究竟有多少智库,我觉得谁都不知道。就算是在美国,智库的数字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且金融危机以后很多智库都倒掉了。

《投资家》:那你觉得智库应该如何界定?现在中国存在真正的民营智库吗?

李成:我觉得跟注册、研究内容是很有关系的。智库应该跟咨询公司和游说公司有一定的区别,有一定的综合,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研究单位。

如果完全强调独立性就太主观了。其实在西方社会,说智库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说的好听。但是很多也是希望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这在一定情况下是一样的。有的智库同时也受到政府在经济上的赞助。有的比较独立,是国外赞助的。不能把智库理想化了。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智库更依赖政府,重视和政府的关系。而至少在表面上西方的智库希望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

《投资家》:目前在中国这些智库只能注册成“咨询公司”,靠商业咨询业务寻求经济来源。那么这些咨询“公司”算不算智库?

李成:我觉得他们算智库。因为智库本身就是和咨询公司相似,不能完全隔开,广义上讲很多方面他们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什么样的相对独立性,有没有研究的特色,是否不完全是一个游说公司。但一定程度上讲,有的智库又跟游说有关系。

总体来讲,和相对独立性、目的、研究能力、人员组成等所有这些都有关系。如果游说公司并没有什么研究的能力,完全是为某一个专业服务的,那就不能算智库。但是在很多场合,有些公司名义上不是,但是实际上是,这就很难定义。在中国像你说的情况,天则、大军等当然是智库,他有研究能力,而且也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算是民间的智库。不管对外怎么说、怎么注册,他实际的功能是这样。

主要的问题还是他们能不能生存下来。与西方不同,西方社会有社会捐款这个大的功能。像美国,每个家庭平均每年的捐款是4000美金。这个钱有很多进入教会,有很多进入了一些社会团体,其中包括对智库的捐款。比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的预算收入有65%是来自民间的捐款。在中国并没有这方面捐款的传统。但是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呢?比如曹思源的公司是从1989年以后开始经营的,如果中国私营企业不断壮大以后,意识到需要赞助智库,这样智库就会有财源了。智库的发展必须依附于这方面的情况。

还有和美国不同的地方是,美国政府是两个党派,每一个党派、团体就需要自己的智库来宣传他们的政策。智库最兴盛的时候往往也是党派在竞争、在竞选的时候。中国在这方面派系并不是很明显,而且智库大多还是国有的。真正走出去做民间的智库的话,人力、物力都不如国家的智库,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社科院,这些都是政府赞助的,其他智库没法与之相比。所以中国民营智库的特点是,它必然比较小,必然需要通过商业化的行为来支撑他自己。事实上西方的很多智库都是非常商业化的,包括兰德公司。

盈利探索

《投资家》:结合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请谈谈这些中国智库“经济独立”的突破口在哪?美国智库怎么解决经济独立这个问题?

李成:美国智库早期经济来源来自政府、企业、团体、利益集团、个人捐助。大多数是遗产的捐赠,给了这些智库。所以这些大的智库就生存下来了,形成了整个的基金来运转,而且早期就意识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对的独立性。

中国的智库目前还刚刚开始。智库的兴起跟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是有关系的,中国需要寻求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并意识到与西方交流的必要性。同时政府由于集体领导的出现,更需要向智库寻求政策的理论基础,使决策能够更加科学化。

中国智库有很多机会。在开辟财源上需要政府的支持,税务政策也会是是一个突破点。还有就是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认识到智库的必要性。西方面临饱和的问题,没有一个巨大的政党的强力支持或者是行业赞助,很难成立新的智库。

《投资家》:中国智库这种以“商业咨询业务”供养“公共政策业务”的运营模式有什么局限性?

李成:商业性就决定他需要为企业客户服务,不可能更多地为公众政策服务,所以这里有个区别,就是它是否成为了一个私营企业的代言人,是否能真正为公共政策服务。

这些都是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的智库还是处于早期,5年前很少听到智库这个词,那时候大多数就是指社会科学院,还有其他一些研究机构,像曹思源的、茅于轼的都是凤毛麟角。有的智库跟个人是有关系的,不管是樊纲、茅于轼、曹思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的大学里有很多智库,还有跟海归有一定联系。对于海外归国人员,智库也是一个从事中国研究,或者说从事中国政治、经济政策探讨的一个跳板。

政策被动

《投资家》: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独立的民营智库举步维艰。在您的研究中提到,与西方智库不同的是,中国的智库与政府关系密切。但是对于民营智库来说,这种关系似乎还是不够“紧密”,尽管民营智库中不乏卸任或在任的政府高官,但是其发展仍然面临障碍。对比美国的智库与美国政策制定体系的相互作用,中国民营智库应该怎样处理和更好地增进与政府之间的互动?

李成: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一方面他需要形成一个宽松的局面,同时又对很多批评可能会带来的连锁反应很担忧。这就解释了政策上的干预。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对很多东西太理想化了,从一定程度上讲,各国智库真正得到独立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有限的,因为他必然有政策的导向,意识形态必然要起作用。往往在政策上可以看出智库的倾向性,像在美国的智库,有的就是持比较开明的政策,有的是持非常保守的政策,所以有时候不用看他讲什么,看智库的名字就知道往哪个方向讲。

《投资家》:中国的智库怎么去主动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

李成:这没有什么建议,这跟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这些发展会带来更多的财源和需求。

实际上这些智库能够生存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们能够跟其他完全商业化的公司来竞争,能够真正通过媒体的影响起作用,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这些智库很了解并善于运用自己的优势。

自身局限

《投资家》:布鲁金斯学会跟中国智库有没有什么交流?

李成:和中国民营智库交流不是很多,更多的交流是和中国大的智库进行。今年开了三四个会,一个是跟国经中心合作的,还有一个是跟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双边会议。最近郑必坚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举办了大型会议,我们派出了六七十人的代表团,中国好多省的省长、市长都参加了,包括温家宝和李克强都接见了与会代表。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些智库都和政府有密切的关系,但同时这些智库也在寻求自己独立性的一个方面,不能完全说它全部是属于政府的,有的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独立的声音。

《投资家》:在这些合作中,你们怎么看待中国智库的研究水平?

李成:他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世界一流的学者,但是很多还是更注重形式,实际研究水平还是处于早期,更多是在探索和寻求自己的地位。也许在某些经济方面他们的研究比较强一些,但是在社会、国际关系方面,还是比较弱的。

《投资家》:民营智库的研究必然有一定的政府信息来源,布鲁金斯学会有哪些获取信息的渠道?中国智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李成:总是会存在这些问题的,但是布鲁金斯学会跟政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美国政府是两党的政府,我们是处在一个独立的地位,没有特别强的党派色彩。如果民主党当政,我们的研究人员更多是共和党的;共和党当权的时候,民主党退下来的人进入我们的队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独立性和对政府批评的作用。同时由于跟前政府官员、现政府官员或者未来政府官员之间紧密的关系,我们并不担心信息源。比如现在白宫的主任就是我以前的同事。而我现在的同事就是过去克林顿时期的官员,像亚洲主任李侃茹。这就保持了我们跟政府密切的关系,保证能够得到重要的信息。但是仍然有些信息政府不一定愿意给智库。所以我们有自己的渠道,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相比其他的智库来讲,关系要密切得多,信息来源要多得多。总体来讲有的政府是愿意提供这些信息的,有的信息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得到的。

中国有很多法律并不健全,有很多信息会透露出来,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像樊纲是中国货币委员会的委员,有的智库成员又直接给政治局去讲课,所以这些智库也有他们的渠道。

《投资家》:一些民营智库表示,政府所拥有的新闻单位一般很少宣传民营智库学者的观点。布鲁金斯学会有哪些发布观点的渠道?中国民营智库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一方面是通过和政府的紧密关系影响政策的走向,包括听证和政府咨询;一方面是通过我们本身独立的出版物;另一块,是通过研究的演讲,媒体会采用,还有一些研究的报告,在学术出版上有影响,还有其他媒体间接地报道;还有就是大型的研究会议。

决定智库影响力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才,就像大学最关键的是教授,必须有最优秀的人才,要看他的研究人员怎么样。有时候这些智库可能会有一些急功近利,像国经中心有很多财经的资源,但是想成为一个超级智库还为时尚早。布鲁金斯学会有一百多位主要的研究人员,还有很多客座的研究人员,很多访问学者。这跟资源有关系,经过很多年的积累才有人才的汇聚。布鲁金斯学会经历了九十多年。人才会提高它的地位,使它真正有话语权,别人就会找到它。

《投资家》: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民营智库在世界上都没有特别突出的发展呢?

李成:这和政治背景和经济情况是有关系的。有的国家经济很弱,智库也是非常弱的。包括西方社会本身也有很大区别,欧洲智库就没有美国智库那么活跃,数量非常少,经济来源非常弱,有很多完全跟党派连在一起。

中国随着经济的逐渐强大,社会形态也会更加多元化,所以我想现在是中国发展智库最好的时期。虽然不会一帆风顺,但是总的趋势是很清楚的。

《投资家》:中国智库发展的机遇到底来自哪里?

李成:未来经济的强大会是一个推动。很多私有企业会介入,赞助更多的智库,这个现象可能要比西方好一些,西方各大公司基本已经饱和了,不会花太多的钱来赞助智库。

《投资家》:有一种说法认为:“民营智库的壮大仍然是政府改革的结果,而非自我市场化发展的结果。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民营研究机构很难像民营企业那样靠自身的滚动发展壮大起来。”你认为中国智库应该有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李成: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认为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随着一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壮大,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智库本身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