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然而，有个不幸的可能性是，除非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彻底改正，无论是价格机制还是三条运河均不能解决中国的水问题并使经济呈现可持续性增长。现在有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中国大量排放的炭黑（不完全燃烧的碳产生的微粒）对日益加剧的北方干旱和南方洪水气候模式的变化起到重大作用。[11]因此，除非中国大幅减少炭黑排放量，否则将意味着（a）中国规模巨大的造林计划在减少北方沙尘暴方面不会成功，因为如果降雨量日益减少，树木将不会存活；而且（b）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运河的数量必须越来越多，以满足中国北方的用水需求；
缓和动力供应故障：汇率和贸易不平衡造成的紧张
中国被指责操纵汇率，导致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而由于失业率增加和工资降低，美国政府的福利也被减少。另外，一些观察家强烈声称持续的巨大贸易不平衡将迟早导致中国急剧通货膨胀，使得美国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利用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40%就具有道义上的必需性。但事实与上述声称相反，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的直觉被误导；参见Woo的文章（2008年）。
所谓的贸易不平衡对美国劳动力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大大夸张了。1999年至2006年的平均失业率为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1991年至1998年为6个百分点；蓝领工人的总薪资（包括福利）在1991年至2006年间得到增长。为使蓝领工人的实际报酬大幅增长，将医疗费用置于控制之下非常重要。除了快速的全球化，快速的技术创新是本时期另一个重要趋势。后者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因此尽管面临进口及移民劳工带来的更激烈竞争，劳动力收入仍然获得增长。加快的技术进步的负面结果是导致更频繁的工作离职，这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工人的焦虑感，因为美国是经合组织中社会保障最不完善的国家。这些焦虑引起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困扰，而其产生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巨大的贸易不平衡，而是在于经济全球化及省力的技术进步加速而需要的大量结构性调整。美元贬值及贸易壁垒将减缓结构化调整的进程，但不会阻断它，因为美国结构调整的另一主要动力（非常可能是较大的动力）是技术进步。
声称中国膨胀的国际收支盈余致使中国人民银行放松对信贷增长的控制是错误的。中国的银行面对信贷限额，如果没有中国人民银行对信贷限额的持续上调，信贷增长不会在2003年至2007年保持高位。原因不是没有技术能力控制货币增长，而是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前派系政治的政治现实。换而言之，即使中国国际收支盈余在2003年至2007年间没有获得现实增加，中国人民银行也会在这一时期安排明显的货币增长量。
声称人民币（RMB）对美元升值40%将会减少美国的全球贸易赤字代表了期望而非经验的胜利。当日元对美元平均汇率从1985年的239跌至1988年的128时，美国的全球经常项目逆差仅从占GDP的2.1%下降至1.7%，因为日本公司开始在海外投资，并从那里向美国出口。同样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将成功减少美中之间的双边贸易失衡，但不会大幅减少美国的全球贸易赤字，因为美国将会从中国的进口供应商转向其他亚洲及拉丁美洲国家的供应商。结果则是，中国不满意，而美国也不会比以前更高兴。让我们作一个有益的回顾，当日元升值巨大，而美国全球贸易赤字仅有轻微回落时，打压日本以一种新借口继续：额外要求日本必须取消它对进口的“结构性障碍”。
中国存在经常账户盈余是因为其不正常的金融系统不能作为不断增长的储蓄进入投资的媒介。个人储蓄率高是因为中国没有各种金融机制能够，第一，通过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缓冲风险；以及，第二，将储蓄转变为教育贷款、房屋贷款、和其他类型的投资贷款。中国落后的金融系统使个人储蓄率比美国高出7.0至12.2个百分点。
减少美中贸易关系摩擦的最佳解决方法是一系列强调多边行动的政策，以达到几个重要目标。仅专注于调整一个地区（中国），仅利用一种政策工具（人民币升值）进行调整，而且只关注一个政策目标（外部失衡）是糟糕的经济和糟糕的政治。
美国应该做些什么？国会应加速减少财政失衡；增强社会保障以及提升年轻工人的技能；并使医疗保险独立覆盖每个雇主。除完善贸易调整协助（TAA）计划外，建立工资保险也是一个优秀的做法，它使美国社会保障网络更符合全球化和技术变革驱动的结构调整形式。后者造成的职业陈腐化不应通过建立广泛的技能提升计划（如培训贷款、学徒津贴）并完善正式教育系统，特别是小学和中学阶段的教育而得到改善。
中国应该做些什么？显而易见，短期系列政策有三个方面。首先，始于2005年的人民币升值应该在目前的全球危机结束后恢复升值。其次，国家支出（如农村基建投资和农村健康项目）应予以突出，以吸收过剩的储蓄，重点是进口密集型投资（如购买飞机和送学生出国留学等）。
现在能够普遍听到一些呼吁，即要求中国减少投资及增加消费以再平衡其增长途径。这种消费引导型增长是个矛盾的说法，因为增长要求扩大生产，而这不能通过降低投资来实现。正确的再平衡是用贸易盈余支付消费增长，而不是利用国内资本积累。政府所引导降低投资的消费增长将充分利用已有生产能力，但会缩减生产能力的扩张，造成GDP增长率降低，从而减缓对中国富余劳动力的吸收。此外，中国在达到G-7的技术水平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技术进步要求投资更多的现代资本设备。因此，增加消费并减少投资的政策不仅是减缓增长的政策，而且是减缓技术进步的政策。
消费可以在不降低投资的情况下增加，通过如下途径，第一，国家提供综合健康保险制度、全面养老金制度、以及大规模奖学金计划；以及第二，金融系统提供更多复杂的金融产品，如教育和房屋贷款，及各种类型的保险方案，并停止对私人投资者的歧视。现代金融系统的建立要求竞争性国内私人银行的出现和成长。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协议时被要求2007年允许外国银行在平等基础上与其国有银行展开竞争，它不允许出现真正的国内私人银行的行为类似于一种自我厌恶。
美国和中国应合作采取什么措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支持自由贸易的人数大幅下降。随着美国减弱其保护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决心，现在是中国通过承担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管理职责，表明它是一个负责任的相关利益方的时候了，中国已经从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目前为止中国在向前推动多哈回合谈判中起到消极作用；在中国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巴西和印度担负起领导发展中经济体阵营进行贸易谈判的职责。据美国贸易代表Susan Schwab称，2007年6月在波茨坦举行的G-4（美国、欧盟、巴西和印度）会议上，由于“它们害怕不断增长的中国进口”，巴西和印度退出原先降低制造业关税换取发达国家减少农业产品补贴的立场。[12]波茨坦谈判的破裂伤害了许多作为农产品出口国的发展中国家。
现实是巴西现在正试图通过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绕过多边贸易自由化。越来越多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正对多边协定日益谨慎，因为它要求削减关税，使它们更深刻的面临来自中国的低成本竞争。相反，它们寻求与富国拟定双边协定，这适合双方的需求。”[13]中国和美国现在必须共同承担起领导责任，防止多边自由贸易解体。中国不可能在一个不和谐的世界中建立和谐社会。为了自身和世界的利益，中国必须帮助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而现有的世界大国不应将此曲解为中国发动的高压攻势。
美国和中国在伦敦G-20会议上：团结一致还是分别被绞死？
目前的全球衰退显然表明，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不仅应关注自身的稳定，而且应关注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以便实现快速的国家复苏。中国和美国不但应利用财政刺激直接稳定自身（从而间接稳定其他国家），中国还应利用其巨大的外汇储备，而美国也应利用美元发行权力直接帮助稳定其他地区的经济，以间接稳定自身。这两套稳定行动方案都应通过，因为它们是相互加强而非相互排斥的。
2009年4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G-20会议上，中国和美国应重点讨论财政刺激和货币放松政策的全球协调、在全球各国促进出口和进口限制时避免实行以邻为壑的政策、监管金融机构和会计实务的全球协调、以及促进美联储向其他管理良好的新兴经济国家扩大双边互惠额度临时网络等行动。应当设立一个特别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GFCS），承担关于这些问题的全球协调工作，并作为一个自主单位（以世界银行的方式）临时安置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步是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最重要的目标，因为它可以防止因每个国家扩张政策不可持续性而造成的贸易平衡恶化。
中国和美国还应支持建立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工作小组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要增加多少资源以应付全球金融火灾，将管辖权提高到怎样的范围以便授权它改善金融市场的监管，以及如何彻底重建所有权以便它拥有合法权力向各顺从经济体施加它的意志。虽然改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非常理想的，但美国和中国应意识到，亚洲抵御金融传染更佳的首道防线将是一个得到极大加强的套换业务机构，即亚洲金融基金（AFF），因为现在亚洲整体上拥有足够的储备，可以阻挡针对其成员一部分的无保证投机性袭击。必须强调的是亚洲金融基金的核心任务是抗击金融传染，而不是调整经济管理不善导致的国际金融收支平衡。
亚洲金融基金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模根本不可能（当然，也无能为力）扩大，因此不足以拥有关于大部分国家的深入知识，也无法及时对每个国家的危机做出最适当的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的技术能力即使不会注定令新兴经济国家失望，但新兴经济国家却对出现一个完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需要的长时间感到失望。就有目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所进行的谈判将不可避免地充满争吵，因而会被拖延。
现在，东亚拥有薄弱的换汇额度网络来捍卫其货币。宜通过两项行动加快现有套换业务融入亚洲金融基金的进程。首先，已有的套换业务规定，累计提款超过一个国家配额的20%时，将要求该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这种“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款应被删除，因为1997-98年的痛苦记忆使每个如此做的东亚领导人无异于政治自杀。第二，因为亚洲金融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坏运气成本而非不良经济政策成本，删除“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款要求套换业务建立监督机制，对其成员请求的紧急贷款实施资格预审。没有这种监督机制，亚洲金融基金将不会达到有意义的规模，因为没有成员会愿意冒险将很大一部分储备交给该基金。
为何G-20应该支持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亚诸国眼中根本缺乏合法性和信誉。如果需要，将全球金融监管的任务转交给扩大的国际结算银行将是个更好的选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放弃扩大管辖权的梦想，而是成为一个更专业化的组织，为世界承担宏观经济监督的任务，并为新兴经济国家国际收支平衡提供帮助。联合国是最具合法性的全球性组织，其临时监护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的行为将会，第一，是G-20发出的真诚希望做出多边主义努力的良好信号；以及第二，共同声明现在到了重新分配全球责任国家份额的时候了。
美国为何应该支持亚洲金融基金？美国和世界其余相关利益方将成为亚洲金融基金的成员，正如它们现在是亚洲发展银行有影响力的成员一样。在与亚洲打交道时，美国应更少依靠在全球领导中形式上起主导作用的强权，而是更多依靠美国的软力量，例如帮助亚洲为其利益做到最好（这是美国重新接触亚洲的良好开端）。亚洲金融基金将逐步扩大成为一个亚太经合组织级别的机构；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良好伙伴，因为在分析出人意外的快速席卷性危机并防止危机扩大时“两人智慧胜一人”。
4月2日会议的关键是，重点应该放在对抗全球经济衰退上，而不是改革国际金融架构；4月2日会议之外的关键是，提高全球公共商品供应的更佳方式不是仅仅增加现有供应商的规模，而是在增加供应商数量的同时寻求提高现有供应者的绩效。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的建立将促使同步实施宏观经济刺激和协调金融市场监管。美国对亚洲金融基金的支持将是向包容性美国方式的急需的改变，这种方式就是采取多种形式处理各种具体的多边事务。如果G-20能够在4月2日针对这些明确的经济任务采取果断行动，世界就能拥有更多信心，开放的国家利益得以实现，同时控制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等更为艰巨的任务也得以完成。
参考
Menon、Surabi、James Hansen、Larissa Nazarenko、和Yunfeng Luo, 2002年, “中国和印度炭黑的气候效应”，《科学杂志》第297卷，9月27日，第2250-2253页。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6月。
Woo、Wing Thye，2007年，“中国发展面临的治理结构、贸易争端和自然环境挑战”，《比较经济研究》，第40卷，12月第4期，第572-602页。
Woo、Wing Thye，2008年，“了解美中贸易关系摩擦的来源：汇率争论将注意力从优化调整上转移”，《亚洲经济报》第7卷第3号，秋季，第65-99页。
[1] “中国可能会出现高温干旱”，《海峡时报》，2004年1月3日。
[2] “种植数十亿棵树，而沙漠中连一个坑都没有”，《纽约时报》，2004年4月11日。
[3]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2007年）报告：“地区降雨量分布表明，在中国北方、西北东部和东北的大多数地方每年降雨量下降非常巨大，平均下降速率为20-40mm/10a，而中国北方的下降最为严重；同时中国南方和西南的降雨量大幅增加，平均增加速率为20~60 mm/10a······全中国极端气候/天气事件在过去50年中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北方和东北的干旱以及长江中下游和中国东南部的水灾变得更加严重。”
[4] “雄心勃勃的运河网络企图满足经济增长需求”，《南华早报》，2002年11月27日。
[5] “中国水利计划播下纷争”《华尔街日报》，2006年10月20日。
[6] “中国的水利计划打开了科学与国家之间的裂缝”，《美国政治家报》，2006年9月10日。
[7] “中国可能会出现高温干旱”，《华尔街日报》，2004年1月3日。
[8] “逼近的水短缺威胁拉响警报”，《海峡时报》，2004年6月10日。
[9] “水消耗将很快使中国出现高温干旱”，《南华早报》，2006年8月8日。
[10] “逼近的水短缺威胁拉响警报”，《海峡时报》，2004年6月10日。
[11] Menon、Hansen、Nazarenko和Luo (2002年)。
[12] “Schwab对印度和巴西的立场感到惊讶”，《金融时报》，2007年6月22日；以及“中国的阴影笼罩多哈失败”，《金融时报》，2007年6月22日。
[13] “巴西、其他国家推动在多哈之外达成贸易协定”，《华尔街日报》，2007年5月5日。